全是要教天下認定：皇帝東遊只是要求仙，別無他事。其二，天下復辟勢力也關注著邊患，企圖借匈奴之力火中取栗，有意製造了這則讖言，藉以擾亂嬴政皇帝心神，並激發秦軍早日與匈奴大戰。因為，在六國貴族看來，匈奴正在強大之時，而秦軍正在多年大戰後的疲弱之期。與強大的匈奴開戰，時日越早，對秦軍越是不利。若秦軍主力一旦戰敗，則復辟勢力自可趁機大舉起事。
以帝國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淺薄的伎倆，更不可能如《史記·集解》中東漢經學家鄭玄所解釋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距始皇帝僅百年之遙的司馬遷，自然清楚這則讖言之實際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卻相對暖昧了許多，只錄讖言，而不直說因果關係，只在記載讖言之後說了事實：“始皇乃使蒙恬發兵……”雖然，司馬遷的指向顯然也與鄭玄相同，然卻硬是不明說。這裡顯然有兩個原因：一則是司馬遷“信則存信，疑則存疑”的相對嚴肅的治史態度，自知此等說法荒誕不經，遂不予置評；二則是司馬遷基於西漢時期之大勢，對秦帝國的歷史只能是表面相對公正，而實則腹誹。此等堆積煙雲的錄史筆法，篤信怪力亂神的解說手法，是後世史家與註釋家解讀秦帝國曆史的兩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叢生，遂使秦帝國的種種歷史真相的澄清變得分外艱難。這是後話。
依據常理解析，嬴政皇帝與隨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會為讖言所動。然在表面上，帝國君臣卻向外界釋放了這則讖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讖言為白頭北上巡邊。這當如何解釋？若果然如鄭玄所言，看作帝國君臣愚昧不識天機，誠可笑也。顯然，這是帝國君臣的將計就計——你要出讖言麼，我便正好藉此反擊胡人，做好這件最該做的大事。
當然，嬴政皇帝在東部的時日，也非全然耗費在求仙事上。畢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過，則未免太假，總得有些許政事作為。於是，有了嬴政皇帝對燕齊舊地的遲滯工程的有力督促。這便是壞城郭、決川防。碣石之地，正當舊燕趙齊三國拉鋸地帶，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決，堪稱天下川防為害最烈之地。儘管此時中原川防已經順利疏通，然此地卻是遲滯了許多。嬴政皇帝就此徹底解決，正好一舉兩得。諸般工程雷厲風行地開始之後，隨行群臣會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門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說的主要是帝國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門刻文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成服。
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並諸侯，初一泰平。
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成撫。
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
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列位看官留意，這篇碣石門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並諸侯”。與此相聯，從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東觀刻石文開始，帝國宣教中開始強調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業敘述與新政內容敘述為主，正面強調皇帝之德者很是淺淡，琅邪刻石文僅雲：“皇帝之德，存定四極。”顯然，並沒有將皇帝之德擴充套件到一統之前。這次不同，將平定六國第一次提為“德並諸侯”。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當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經開始向彰顯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鮮明，其文辭為“奮揚武德”，東觀文辭則為“皇帝明德”。然則，都沒有從總體上將統一天下、開創文明的大功業歸結為“德”的力量。這次的“德並諸侯”四個字，顯然是大大地彰顯了德功德政。馬上將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後一次大巡狩的會稽山刻石文，對“德”也同樣做了鮮明強調，文辭為：“皇帝休烈，平一宇內，德惠修長……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疆。”
這一宣教轉折，是帝國君臣在反覆闢中的策略轉變。
秦奉法治，更兼為政求實，對王道德政歷來嗤之以鼻。雖然，秦政理念認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愛民；但是，由於王道德政已經成為先秦治國理論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與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從來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時為何有此一變？根基在時勢之變也。秦一天下之後，六國貴族與儒家門派對秦政的攻訐有一軸心言論，便是“暴政失德”。這一攻訐性評判，既因秦政文告從來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眾有所惶惑，又因復辟勢力的日漸活躍而大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