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商討決策制度。就其實際而言，這種議事與其說是一種明確的決策程式，毋寧說是戰國論政風習所形成的一種傳統。但無論如何，這是一種通行的事實，而且為朝野所認可。所以，若不明令禁止，則有可能在大事不交群臣議決時反而遭受非議。是故，李斯主張禁議論，首先便是廢止了最具有傳統根基的“下群臣議事”的習慣程式。這便是李斯所說的“禁之便”（禁了有好處）的實際所指。中央國府取消議事傳統程式，流播民間的種種議論便沒有了強大的傳遞渠道，帝國決策便很容易保持一致。從當時的情形看，禁議事不能說沒有合理性。
其二，禁止民人私議政事，尤其嚴厲禁止“以古非今”，明定“以古非今者，（滅）
族！”這個民，是朝臣之外的所有民眾，其本意目標當然首指士人階層。就事實而言，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強權鎮壓民眾言論的重大事件，其負面影響極為深遠。然則，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禁令明確指定了非議秦政的具體所指：以古非今。從尊崇革新維護革新的意義上說，它充滿了不惜以強大權力維護新政成果的堅定性，最大限度地張揚了戰國時代“法后王”的變革精神。但是，禁止議論政治本身，卻也開啟了思想專制的先河。從史料角度說，尚未發現帝國時期真正因“以古非今”言論而被滅族的記載。這一事實間接地證明：這一法令的威懾意義大於實際執行的強度。
其三，焚燒史書及民間所藏詩、書，期限為三十天。這一政令的當時含義很清楚：根除攻訐秦政的根基依據。李斯的廟堂對策及其政令，也都同時明確了豁免方面：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不在此列，官府藏書不在此列，法令典籍不在此列，秦國史書不在此列，各種政令典籍與理財資料（圖書計籍）等不在此列。後來的史料證實，這道政令在實施中遠遠沒有政令本身那般徹底。真正的天下典籍，除了藏於洛陽周室的先秦史書損毀最大，可說是基本不存外，其餘百家典籍並未損毀多少。主要原因在兩處：一則是官府收藏的諸子百家典籍仍在，二則是散佈天下的民間藏書不可能被全部收繳。東漢王充的《論衡·書解篇》雲：“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通志·卷七十一》雲：“（先秦典籍之喪失）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劉大魁之《海峰文鈔·焚書辨》雲：“六經之亡，非秦亡也。（秦防儒者）
道古非今，於是禁天下私藏詩書百家語，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嘗燒也。”李斯奏對中分明說民間百家語在焚燒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諸子”之說？只能說明，這道政令在實際執行中是有著很大的彈性的。畢竟，這道政令的本質目標是與復辟暗潮相呼應的“道古非今”的政治思潮，而不是藏書本身。
其四，禁私學。春秋戰國學術繁榮以至鼎盛，私學之興起居功至偉。帝國政令禁止私學，對中國文明的殺傷力遠遠大於“焚書”與“禁議事”兩項。因為，這是從根本上遏制了文明源頭的多樣性與豐富性。私學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學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於深山大澤，或得改換名目以繼續傳授學問。後世史家發掘這一方面的史料極少，只有一條記載，這便是《漢書·楚元王傳）的記載：“楚元王交，字遊……好書，多才藝。少時嘗與魯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子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別去。”
其五，立官學。所謂“以吏為師，以法為教”，根基在確立官學。立官學，是禁私學的必然補充。但從實際情形看，秦帝國之初正當戰國私學傳統極其強大之時，官學在事實上也只能是國家設立的博士學宮而已，各郡縣尚沒有興辦官學之記載。
帝國政令的目標很清楚，就是要透過官學來保持國家政令的統一，來凝聚種種社會思潮。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的西方羅馬帝國也是以法令為教，以律師為傳授教習。兩大尚未相通的文明體系，在同一時期採取了本質同一的治理方式，蘊含著何等必須探究的東西，實在值得深思。
列位看官留意，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並焚燒民間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國歷史上影響極其深遠的“焚書”事件。與其後的“坑儒”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個秦帝國，因此而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兩千餘載厚誣之下，已經無以使後人認知全貌了。人們因此而將嬴政皇帝看作暴君，而將秦帝國視作暴秦。甚或不屑於做任何歷史真相的追究了。作為一起有著深刻歷史背景，且發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書”事件在政治上的積極意義，已經被後世儒家夾雜著仇恨心理的單向價值評判所淹沒了。這種居於統治地位的單向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