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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須知，戰國列強鐵血大爭，無所不用其極。此間，每個國家都將“用間”作為邦交周旋的一個重要方面。甚或可以說，戰國之世的邦交活動與間諜戰完全一體化。所以，戰國邦交之實質，是一種間戰邦交。所謂遠交近攻，這個“交”字，其實際含義是間戰邦交，其本質依然是戰，是服務於戰爭的破交戰。合縱連橫之所以驚心動魄，之所以波譎雲詭，其實質正在於間戰邦交的全方位性。
至少，這種間戰邦交的實際內容有四個方面：其一，使節以說服對方國君權臣為軸心的上層斡旋，此為“說客”邦交，是官方邦交的正面體現；其二，以重金、流言為主要手段，分化敵方陣營；其三，以名士大臣與技能異士進入一國，說動該國實施某種自我削弱的政策，此謂“間臣”也，典型如韓國派出赫赫水家大師鄭國實施疲秦計；其四，以高明劍士為刺客實施秘密暗殺，剪除最危險最直接而又無法分化的敵對人物，典型如荊軻刺秦。凡此等等屢見不鮮，絕非秦國獨有。雖然，我們已經無法確切地知道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專司“間戰”的機構名稱了，然從史料所載的事實足以看出，那時的“間戰”之激烈，與所有方面一樣，都達到了中國歷史的最高峰。然則，戰國間戰與後世之陰謀政治決然不同。其根本之點在於：春秋戰國之間戰不對內政，而只對外交；而後世之陰謀政治，則將秘密力量使用於刺探監控臣下與政敵。也就是說，春秋戰國之間戰，只作為國家手段對外使用，而不是國家內部的干政力量；而後世王朝之陰謀政治恰恰相反，將秘密力量作為對內的政治手段使用。
《孫子兵法·用間篇》雲：“非聖智莫能用間，非仁義莫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可見，春秋戰國之世，間戰之利用，只在於戰爭與邦交兩方面，目標極為純正，因而被視為“聖智上智”者的高階戰場，實在不帶有後世的陰謀底色。以秦國而論，將秘密間戰作為邦交方略，也是其來有自，並非自秦王嬴政開始。張儀以間戰邦交分化六國合縱而成名於天下，范雎以間戰邦交在長平大戰使趙國換將而大獲成功，堪稱秦國間戰邦交的經典戰例。秦王嬴政時期，尉繚子與李斯先後明確提出，以間戰邦交作為削弱分化六國之有效手段的總體性方略。尉繚子云：“……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李斯提出的間戰方略則更有了具體步驟：“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良將隨其後。”這裡，李斯將間戰邦交與兵爭渾然一體，呈現出步步進逼摧毀敵國的三個環節：重金收買——利劍刺殺——大軍隨後。也就是說，以間戰邦交弱化敵國，以精銳大軍摧毀敵國，這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戰略。
此次頓弱人馬以商旅之身進入臨淄，是秦國間戰邦交的又一謀劃。
秦王嬴政與李斯頓弱會商，君臣三人一致認為，齊國君臣孱弱已久，若外施壓而內分化，很可能促使齊國不戰而降，避免最後一場大流血。目下列國老世族大舉流入齊國，秦國若明派使節入齊，很容易激發列國老世族群起鼓盪齊王抗秦之風潮。而隱匿身份進入齊國，既不妨礙秘密周旋，亦有利於暗中探察流亡勢力的真實圖謀。若公開使節之身，反倒行動不便，尤其不利於秘密分化齊王建與丞相後勝一班君臣。末了，秦王嬴政還著意申明瞭此次方略：“齊國徐徐圖之，不求其快捷，務求其平順。與其快而生亂，使天下世族再度流竄星散而後患無窮，莫如從容著手，內化外壓逼降齊國，則非但齊國可下，天下貴族之患一舉可定矣！”頓弱揶揄道：“老臣明白，本次使命與其說是分化齊國，毋寧說是要探清天下老世族之圖謀，對復辟之患未雨綢繆。無論如何，總歸是鼠穴不見天日也！”一語落點，君臣三人都大笑了起來。
臨行那日，秦王在十里郊亭特為頓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