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覆糾纏。 此時，我的英方談判對手已換成了裡夫金德外相。我在1995年10月再次訪英時同他會晤過。後來，他回訪了中國，還同我有過一些信件往來。一次，他來信對中方預備工作委員會法律小組建議廢止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某些條款一事提出異議，說此舉將嚴重損害香港的信心，希望中方三思而行。我回信指出，香港其他法律應服從基本法這項根本###，而不應與之牴觸。到了1996年4月初，即中方決定成立臨時立###後不久，他便來信提出了臨時立###問題，說有的中方官員要求凡想要參加特區候任班子的香港公務員，必須宣告支援臨時立###，此舉對香港公務員造成相互衝突的效忠問題，會動搖人心，等等。對此信，我未予回覆。 那年4月20日，我與裡夫金德外相有機會在海牙中國駐荷蘭大使官邸又一次會晤。會晤中，他仍就臨時立###問題糾纏，說什麼在香港交接前成立臨時立###，不符合聯合宣告所規定的英方負責香港的行政管理，對香港信心造成了極大破壞；又說，兩個立法機構並存，會引起香港社會很大混亂。這顯然是顛倒了“直通車”爭議中的是非和因果。 當時，我仍然耐心地說明，正是因為沒有了“直通車”，而特區第一屆立###選舉無法在1997年7月1日之前進行，所以，才有必要在一段時期內，成立一個臨時的立###。臨時立###所做的準備工作要到7月1日起才生效，因此，不存在兩個並行的立法機構的問題。我希望，英方能夠面對這個現實。 我還強調，在香港迴歸前餘下的400多天裡，雙方應多做實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煩。 裡夫金德在後來的往來信件中，還不時製造出一些麻煩，我也沒有一一回復。當然，雙方之間的合作也有比較令人高興的進展，那就是在1996年秋我們在紐約會晤時，共同確認了中英聯絡小組所達成的關於香港政權交接儀式的紀要，了結了香港迴歸前的一樁大事。  
香港迴歸中的中英較量（十）
回顧香港迴歸歷程，中英雙方由政制問題上的分歧而導致“直通車”安排的取消，最終走向完全的不合作，無疑是整個迴歸過程中最大的一場風波。 為了避免這種結果，中方曾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終未能如願。原因何在呢？ 對此，輿論界有過種種說法。較為普遍的一種觀點，是強調彭定康的個人因素。雖然當時我們也有倫敦政府聽命於港督的印象，但我想恐怕還是應從更廣闊的背景來看待這段歷史。 1989年後，英方提出要大大加快香港“民主化”程序，那時還不得不同中方事先磋商，以與基本法銜接。到了1992年，英方卻置雙方的協議和諒解於不顧，不同中方磋商，單方面提出“三違反”的政改方案，挑起公開爭論，並在立法局透過，從而最終破壞了迴歸前後政制銜接的可能性。 英方如此大幅度改變在香港問題上與中方合作的政策，大概很難說全是個人因素所致，自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 上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後，英國的當權人士根據這種變化，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形勢和發展前景。他們認為，過去與中國簽署的香港問題協議，英方讓步過多，吃了虧，想趁機“翻案”。我想，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問題上引發一場大風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我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出席了香港迴歸的政權交接盛典。目睹著祖國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想到祖國領土被外國佔領統治的歷史從此結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萬千，漫長過渡期中的日日夜夜、風風雨雨，都濃縮在了這個歷史性時刻。令人難忘的是，交接儀式的那天，終日大雨滂沱。我想，不同心境的人會由此產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黃子孫，都會覺得這場大雨暢快淋漓，將中國的百年恥辱洗滌乾淨，使香港迎來一個全新的未來。  
平靜中的澳門迴歸（一）
如果說香港迴歸祖國的歷程，是“風高浪急，波濤暗湧”，那麼，澳門的迴歸，就可以用“風平浪靜，波瀾不興”來形容了。 中國和葡萄牙兩國就解決澳門迴歸問題的談判過程相當順利，合作良好。究其原因，這要追溯到葡萄牙在上世紀70年代發生的一場革命。 1974年4月25日，統治了葡萄牙近半個世紀的獨裁政權被年輕軍官組成的“共和國救國委員會”推翻。這場政變被人們稱為“4·25”革命。革命後，新政府放棄了殖民主義政策，對葡屬殖民地實行“非殖民化”。先是讓在非洲的殖民地走向了獨立。然後，於1975年底開始從澳門撤出軍隊，並在後來頒佈的《澳門組織章程》中，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