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於盡。
到巴黎後不幾天，便重複在開羅時的表演：住幾天醫院、回旅館靜養等候康復。他心慌意亂，決定回家。
5 月的大部分時間在綠野農場度過，希望一方面鍛鍊身體，一方面開墾久已荒蕪之地。可是，又覺得以前的這些活動毫無用處，甚至以種田來“消磨時光”也失去吸引力。5 月下旬便把牲畜賣掉，把農場出租。吉爾和埃斯特爾忙著準備訂於8
月舉行的婚禮，他則袖手旁觀，估摸這件事的開銷，正覺得自己不該無所事事時，突然電話鈴響，提供他意外的消遣。國務院工作人員穆納·李問他是否願意參加1954
年8 月6 日至16 日在巴西聖保羅舉行的國際作家會議，改善美國和南美諸國的關係。這一邀請出乎眾人意外，因為福克納沒有當親善大使的經驗，人又羞怯而不可捉摸。誰都知道他忽兒文質彬彬、忽而粗暴無禮。《生活》雜誌說他是“自苦而借酒澆愁的人”至今還不到一年。不過，諸貝爾獎給了他很大的能見度，他也懂得了一些公開講話的要求、取得了一些技巧。他素來希望能為國效勞，近年來特別敬佩安德烈·馬爾羅既是小說家又是政治家的雙重身份。
去巴西途經秘魯時，出席一次記者招待會和一次雞尾酒會，應付裕如，回答有關他的小說、賽馬和藝術等問題時，既不羞怯也不緊張。從利馬去聖保羅途中，突然喝起酒來，彷彿有意過不去，破壞這次使命。在醫主和政府官員的幫助下，恢復了初上征途時的表現心情，也有變化。幾個月來一直尋找的新的工作，似乎已經找到。以前在美國遇到一些他覺得盛氣凌人的新聞記者時，難免流露出不耐煩，因而遭人誤解。曾經有一個女記者拆穿他一次說假話時，他乾脆對她說“我從來不對記者講真話”，把那人嚇了一跳。這次在聖保羅，記者們看到的他卻是從容自在，不論談小說或社會問題，對答如流。在聖保羅，他第一次公開承認自己對《寓言》的失望；在那裡，他正面談論一個日益擔心的問題。他說，種族主義是這個世界的大課題，相互容忍是解決的唯一希望。
多年來福克納認為自己是一個只顧藝術、不顧問祖先傳下來的地方觀念和偏見的人；最近一二年已開始探討這種自我觀的社會內涵。但他不是有條理的思想家，因此發表的關於和平、關於種族的論點，不斷從一個立場跳到另一個，沒有連貫而明確的路線：一方面，他要美國，特別要美國南方拋棄種族主義的態度和政策，他認為種族主義態度和政策“不公道、令人憤慨、不光彩，是恥辱”，另一方面又對政府的干預，特別是強制取消種族隔離持有疑慮。一會兒倒向這一邊，一會兒偏向那一邊，他有時令國人高興，有時今國人失望甚至生氣。身在國外，談問題比較籠統，地方上的壓力，包括採用暴力的威脅不大，他可以自由宣佈種族主義為不道德，指出種族主義日益加深的危機，不必勸人小心和耐心。因此，在國外談社會問題比較放鬆，也比較成功。
回國後不到一星期，吉爾的婚禮張羅完，他和埃斯特爾精疲力竭，心灰意懶。
兩人相處不諧，便繼續各自生活。埃斯特爾去馬尼拉探望女兒維多利亞、女婿比爾和外孫女。福克納飛往紐約去看望珍·斯坦，等候新的工作機會，從巴西回美后，他寫信告訴國務院的哈羅德·豪倫德此行愉快，以後有需要儘管找他。雖然“經驗不足，難以估計”此行的成敗，但他願意“詳細回答任何問題，”他對這項工作“突然發生興趣”，秋季將在紐約，有隨時樂意提供服務的“條件、環境和能力”。
但沒有新的任命下來，他感到失望。
沒有可以專心致志的工作，他來回於紐約和牛津之間，這裡住一個月、那裡住一個月。他在寫給埃爾澤·榮松的信中說，“最近無固定住處。”腦子裡偶爾出現一個故事。1954 年9 月在紐約寫成了《清晨的賽跑》，一則關於艾克·麥卡斯林和其他熟悉人物的狩獵故事。後來寫了一則關於塞特潘家的故事，叫作《民治》。
但他依舊心神不定，人日見消瘦。死亡佔據了他的頭腦，死亡往往是他不願踏入的一片黑暗，有時則是擺脫“人類的怨恨、悲慟和不人道”的超度。
福克納開始找到新的工作：重寫舊材料，希望藉以克服不自在的感覺。
1 月，為《體育畫報》雜誌介紹一場曲棍球比賽，5 月介紹一場肯塔基的賽馬盛會。其間又和薩克斯·克明斯一起設計一本半新半舊的集子《大森林》（1955），其中收了4 則打獵故事——《熊》《老人們》《獵熊》和《清晨的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