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兒小起來；民以食為天，理論上講得再天花亂墜，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再緊再緊，革命戰歌唱得再悅耳嘹亮、慷慨激昂、振奮人心，嘴裡沒下去的東西總不行唄。於是牛保國的日子就再沒有受到哪一支造反派太大的，乃至抉擇生死的衝擊，這倒使他有了一段相對安寧的日子，得以將息身體。
話說華陰縣西鄰的華縣，文化大革命後期遵照黨中央的指示，在以“三結合”的方式進行組建新的政府領導班子，造反派們打算把一個在革命群眾中聲望頗高，華縣初解放時由第一任縣長王平藩從華陰帶來到華縣工作，文化革命前在華縣就當組織部部長的那個老幹部陳懷德結合成華縣縣長，然而誰知道對他的歷史一政審，問題卻出來了，在他身上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疑點——他最早的檔案材料上所寫的入黨介紹人竟然是華陰的那個臭名昭著的國民黨黨員，地主兼歷史反革命分子牛保國。造反派們這一下子炸鍋了，再也忍無可忍：牛保國明明是個人盡皆知的國民黨黨員、國民黨區黨部書記，他怎麼能會是陳懷德加入共產黨的入黨介紹人呢？這事騙鬼鬼都不信，別說是騙人了。陳懷德無疑是一個混進我黨，並且多年來一直隱藏得很深很深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陳懷德卻一直隱瞞著自己的這一罪惡歷史，拒不向黨組織坦白交代，其後在歷次的檔案材料上，入黨介紹人一會兒要麼寫的是張三，一會兒要麼又寫的是李四，一個時期與一個時期不一樣，實屬十惡不赦，罪不容誅。華縣那些立志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造反派就為這事可沒少花精力，立即把陳懷德揪了出來，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專政的重點物件，讓他戴高帽子游街，對他進行一次又一次的“修理”、“圓圈”，把能想得出來的、能用得上的革命辦法都給他用上了，差點兒把他沒給整死。整得陳懷德一天怯眼害怕的，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恨不能有個地縫鑽進去，以躲避這一場災難。在這場觸及靈魂深處的大革命中，他千方百計地隱瞞事實真相，極盡一切能事和牛保國擺脫干係，想矇混過關，但誰知道他越遮遮掩掩，就越把這事說得前言不搭後語，乃至破綻百出，難以讓人置信。然而他越是說不清楚，造反派就越逼迫他交代歷史問題，以致後來把他都逼得有點兒神經錯亂了，審問時只是順著造反派的話茬往下說。造反派說他的入黨介紹人是誰，他就說是誰；只要造反派一反口說不是的，他也就說不是的。整得造反派們實在哭笑不得，拿他沒有辦法。而他，只要造反派往地方上一叫，就嚇得屁滾尿流，渾身像篩糠似的地直打哆嗦，不等專案組的人問他，他馬上就會一疊聲地不住說：“我有罪，我有罪！我罪該萬死，死了活該，不給棺材，就地掩埋。我老實交代，我說，我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受矇蔽無罪，反戈一擊有功。’我一定爭取寬大處理。您饒了我吧！我求求您，好我的爺哩，饒了我吧……我實在說不清楚當時是怎麼一回事啊！是在說不清楚……”革命委員會專案組的人員由於對他的罪證落不實，定不了案，也就不敢把他往死的整。
後來，大概是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在文化革命中又釋出了個什麼檔案，要求地方各級革委會落實在文化革命運動中清理階級隊伍時所清理出來的各類人和事，給被清理的物件有一個明確的定論，華縣革命委員會這才又把陳懷德的事情當作了一回事，積極而認真地展開了進一步的內查外調工作。偏巧省上這時也有了明確指示，要求二華調查解放前這一帶地下黨組織活動的具體情況。
突然有一天，一輛草綠色的軍用吉普車開向了孟至塬公社，繼而開進了廟東村生產大隊，停在廟東村的村口。有小吉普車開到了廟東村，這在廟東村當時可是一件少有的排場事，一下子就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只見車上跳下來了三個胳肢窩裡夾著黑色資料夾的幹部模樣的人，他們一下車就在村口向人打聽牛保國家住在哪裡，隨後就徑直匆匆地走進了牛保國家。當時正趕上廟東村的人吃中午飯，把飯碗從家端出來，到巷道里吃飯的人可不少，大家都疑惑不解地望著這些人走進牛保國家的背影兒，心裡像打鼓一樣，不由得一個勁兒地胡亂猜測起來：“牛保國這回又犯什麼案，惹出什麼亂子來了？”
牛德草這會兒碰巧也從他家裡走了出來，看到這個情景，禁不住懷裡像揣了個小兔子，撲通撲通地更是跳個不停。他也揣摩起這幾個不速之客突然來找牛保國到底是為了什麼事情，反正直觀地感覺到這樣的人能來找牛保國，肯定不會是什麼好事，也不會是小事；不然，為什麼會一次就來了這麼多人，並且還都是些從來沒見過面的——他們看起來一個個都滿有氣質，來坐的那輛車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