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出解釋一下這種不公平的代表制的原因呢？而且還出現了一種現象：同樣一批選民，竟選出了好幾個代表。
即以蘇共中央委員為例，起初，他們選舉黨的代表，後來又選舉工會的代表（儘管是間接地）——每個共產黨員都是其中的什麼成員。然後，再是按居住地選取。同樣情況也發生在科學院院士、作家、藝術家、保衛和平人士……等人的身上。然而，新蘇維埃國家的普通公民，卻只能有一次選舉權——按居住地投票。
說到這兒我不能不指出，所有的民主派都譴責所謂的“紅色百人團代表”，也就是蘇共代表團。這個代表團完全是按老規矩構成的，依我看，那是黨的好原則：其中既有黨委書記，也有作家、學者、工人、農民……
對選舉進行過總結之後，立刻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我們在評價選舉結果的問題上同總書記又發生了分歧。戈爾巴喬夫情緒歡快昂揚。他說，選舉昭示了黨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巨大威望：87％的人民代表是蘇共黨員……他一反常規，在會上竟然第一個發言，似乎是想以自己的威信來肯定勝利，因為他預感到了有人可能有不同意見。然而某些與會者的態度卻有所不同。我說：黨在選舉中失敗了。30名按地區提出的地方黨組織領導人，全都在吵吵嚷嚷中蒙羞落選，而戰勝他們的對手遠不如他們那麼頭銜顯赫、有名氣，但卻更有“說服力”。
“但他們也是黨員！”戈爾巴喬夫說。
“他們當選的原因不在於是蘇共黨員，”我表示不同意，“相反，他們從來不張揚自己是黨員。”
我說：令人非常遺憾的是，這種情況遠非個例。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跡象，說明黨大大落後於它所發起的改革。給人一種印象，似乎蘇共領導躺在改革發起人的功勞簿上，自以為威望過人，不想看到自己正是以一種過時的方法在工作。我提出問題：難道在這30個輸掉選舉的人當中，真的有誰是跟自己的幸運對手做過一番較量的嗎？然後自己回答：沒有。我看，他們恐怕還是以為一切就像過去那樣，只要哪位黨的負責人給基層下一道命令，叫大家給州委領導投上一票，那所有的人都會立刻乖乖地完成任務。可不是那時候了！選舉恰恰表明，那種享有說一不二的威望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現在要想建立威望，就得天天奮鬥，每個人都得這樣幹才行，黨也好，領導人也好，誰都不能例外。可不能以為這場選舉只是30個人輸掉了。是黨輸掉了這場選戰，因為它相信了這些人，把自己交到了這些人手上。
遺憾的是黨的領導——從區委書記到政治局委員——看來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相當普通的道理。選戰之後的樂觀情緒很快就消失了：87％當中的大多數開始大張旗鼓、急急忙忙退出蘇共。可以肯定地說，這種事發生在他們身上，決不是什麼覺醒，而是徹頭徹尾的叛變。不過這可是一個絕對令人不安的訊號！它意味著做黨員就得不到群眾擁護。不過，從黨內向黨外的“移民”直到變得規模嚇人時，蘇共領導還在穩坐釣魚船，他們安慰自己說：耗子從船上逃跑怕什麼？方向還是正確的嘛，航線還是清楚的嘛，前進的步伐並沒有改變嘛……他們不是健忘就是不懂：耗子棄船逃跑，那是因為遇到了滅頂之災……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稱自己“正確”，宣稱航線不會改變，毫無自我改革的願望，過分自信，不善於聆聽足夠振聾發聵的報警訊號，終於導致1991年8月共產黨的毀滅。
黨內局勢（12）
馬上會有人問我：那麼，你是不是早就看出這樣的結局呢？
我會回答：不是。因為我還缺乏這樣的想像力。我只不過希望能有另外一種生活闖進黨的權力通道，這種生活跟思想一樣，它也是誕生於這些通道，然後再擴散到該範圍之外的四面八方。
不過，回想起我國曆史上的首次民主選舉時，我的心情還是非常滿意。儘管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好多我所不喜歡的民粹主義的錯誤，好多荒唐事，鬥爭也不是那麼公正，但重要的並不是這些！重要的在於每一個達到選舉年齡的公民，他的生活中終於出現了選擇政權的真正自由——其表現哪怕僅僅在於如果哪個候選人都不能令他滿意，那他就可以誰都不選。而且那次選舉就像一切新鮮事物一樣，還伴有一點在當時幾乎已經被人遺忘的興奮心情，這樣的心情對生活總是有好處的。
我要承認，我是有意專門談論1987—1988年間黨內的幾次會議以及後來的蘇聯憲法修訂工作的。因為以我的看法，正是在這個時期，具有破壞性的反對運動開始迅速形成，它的領導人開始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