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最終導致國家的瓦解和毀滅。
讀者有權問：作者是不是反對一切反對力量呢？絕對不是！我堅信，一個民主社會是不可能沒有反對派的。這無疑也適用於國家議會、地區和地方政權機關。不過我反對這樣的反對派：它仇恨自己的國家，仇恨本國人民，蘇聯的垮臺使它欣喜若狂，而且，毫無疑問，它也會興高采烈地按照布熱津斯基的藥方來把俄國整垮。我正是把這種反對派歸結為破壞者，也就是說，客觀地講，也可以把它們歸結為祖國的叛徒一夥。
非常遺憾的是，社會的一些變化在這些負面現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當代表會議開過之後，它的影響在蘇聯和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上變得特別明顯起來。在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針對蘇共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包括嚴重指控，乃至號召“復仇”，號召要把國家從“蘇共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發言中當然也包含著公正的批評，揭露出黨的活動在社會上造成的某些實際問題。常常可以感覺到發言者流露出來的公民政治的不成熟性。但也的確有一些完全成熟的、精心策劃的行動，其目的就是破壞黨的威信。而黨之所以能成為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是歷史發展的結果，它同國家早已深深地一體化，因此很自然，一切勝利屬於它，一切缺點錯誤也屬於它。惟其如此，破壞黨的威信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些策劃這一切的人知道，要想改變政權和社會制度，就必須首先部分或全部斬斷黨和國家之間的紐帶，因為這是國家的生命線。卑鄙無恥的謊言到處氾濫，謊言把原蘇聯3億百姓中的許多人騙成了傻瓜。不少人起初孩子般天真地以為，只要一取締共產黨，生活就會大變樣，變得更好，更純潔，更人道，更公正，當然也更富有……
政治危機之所以日益發展，還有更深層的原因。19次黨代表會議開過之後，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以及常設的最高蘇維埃成了國家政權的新結構形式。黨到了必須立刻進行改革、徹底改造的時候了。嚴格地說，這種事甚至本應該早點做，應該提前讓它做好應對新條件下工作的準備——新的組織條件、理論條件、意識形態條件等等。
所有這些主客觀因素引起了許多黨組織的驚惶不安，它們提出立即召開中央全會的建議，建議在全會上一定要討論新條件下黨的活動的性質問題，以及黨自身要作出什麼改變的問題。可以明顯地看出，如果再不制定黨活動的新戰略路線及策略，那麼對百姓來說，整個改革就會是一場空前的失敗。
我的這次發言沒有被人揪住不放，就像對待葉利欽那樣，也沒有再搞什麼名堂：時間不一樣了。
不過，黨為什麼就不能及時，或者哪怕是遲一點也行，進行一番變革，為新條件下的工作做好準備呢？這是誰的錯？我可以引用“改革的教父”、已故的雅科夫列夫當年答記者問時說過的話作為回答。在一家著名的報紙上，他相當明確地表述了黨內和蘇聯破壞分子的戰略：“首先要透過專制的黨來摧毀專制制度，絕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因為只有利用黨那種既表現為組織性，又表現為紀律性，表現為聽話的專制性質，才能把專制制度摧毀……”我想，只有這一點才能解釋，為什麼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及其一夥不希望在蘇聯發生暴風驟雨般政治動盪的條件下對党進行改革，因為他們是想要用黨來作為改變我國社會政治制度的工具。真是卑鄙到了極點：這些朝三暮四、反覆無常的小人，竟然想利用一個建立了強大國家並在戰爭中捍衛了蘇聯的黨來毀滅這個國家。
黨內局勢（13）
所謂的“民主派”掀起的反共浪潮越來越高，這浪潮在推進中沒有遇到任何反抗。第三屆人民代表特別大會選舉了戈爾巴喬夫當國家總統，在一片喧囂聲和欣喜若狂的氣氛中，廢除了蘇聯憲法第六條——關於蘇共在國家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條款。
正如某些口舌刻薄之徒所言，蘇聯人民在蘇共領導下反對蘇共的時刻來臨了。在這個說法當中，如果“蘇聯人民”一說還大有不實，那麼這“蘇共”一說遺憾的是與事實倒頗為相近：黨由於盲從，或者支援、放縱自己的最高領導，毀掉了它最積極的那部分成員。然後時過不久，在蘇共的意識形態領袖作出榜樣之後，成千上萬的黨員也離黨而去。由於這種駭人聽聞的叛賣，黨終於垮臺了。
1990年7月初，蘇共的最後一屆——28屆——代表大會開幕了。
黨內實際上出現了分裂，隊伍的劃分標準是政治色彩，甚至是民族色彩。以黨中央、中央政治局、總書記為一方，以地方黨組織為另一方，出現了黨內的對立。這種情況逐月變得越來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