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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覺得奇怪嗎？我受到了責備。又是老一套：我總是護著部長會議啦，我不懂時代的要求啦。於是，我對自己的反對者說出了自己對這些聽起來嚇人的所謂“時代要求”的看法。它們完全是同基本的、經典的三權劃分相矛盾，同最起碼的有頭腦的意見相左的。那一次的辯論進行得很激烈。不過，政治局中通常總是那樣，遺憾的是我又成了少數。總書記明白，把蘇維埃端出來起作用的想法，準會在老百姓當中獲得難以想象的支援，至於細節問題嘛，可以在幹起來以後再去考慮。
現在我在這裡談自己對預定把全部權力交付蘇維埃這一問題的立場時，我要強調一點：我絕不反對給予蘇維埃以實際權力，但我那時認為，而且現在依然認為，這件事應該在明確的法律範圍內進行。當我還在烏拉爾重型機械廠當廠長的時候，我就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了。當代表的那些年裡，我非常清楚地理解到，議會所起的實際作用可要比蘇聯憲法中所宣佈的小得多。下面的各級蘇維埃情況也是相彷彿。
這種局面的確應該徹底改變。但是，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而我們的情況卻往往正是如此。我不能忍受的是，當戈爾巴喬夫把黨從就其本質而言並不適應的社會組織功能中解放出來時，考慮的顯然不是如何使三權之間的關係恢復正常，也就是說，考慮的並不是如何提高國家管理效率，而是想簡單地把自己的交椅從老廣場搬進克里姆林宮，實際上是要保留所有原來的權力，換湯不換藥。這就是他復活70年前列寧的口號——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完全改變了這個口號的歷史意義）。
黨內局勢（8）
在把全部權力移交蘇維埃的同時，總書記在報告中講到，黨應該從管理職能中退出來，只充當政治力量，但同時又不肯削弱它的“先鋒隊”角色。相反，他還特別強調，“沒有黨的指導作用……就不可能完成改革的任務”。而且，他還確信，一定要把相應的黨委第一書記放到蘇維埃主席的位子上去。
順便說一句，恰好是這個觀點，在代表會議上引起了不少反對意見。大家覺得，黨如果要以這樣的方式擺脫對生活各個方面的實際日常領導，包括經濟工作領導，那其實只不過是走走形式而已。換言之，表面上雖不像過去那樣，但實際上蘇維埃依然處於黨組織毫無限制的、絕對的、說一不二的管制之下。我無法確切地肯定，這種方案是否專為戈爾巴喬夫量身定製，讓他將來既能領導最高蘇維埃，又能繼續當蘇共中央總書記。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人就此跟我討論過。我覺得，從形式上來看，這項提案好像只是根據必須保留黨對經濟工作影響力的意見提出來的，而實際上主要目的卻是要把總書記和新的最高蘇維埃主席這兩個職位合二而一，然後，如上所說，再把“全部政權”都交給他。
問題的“理論面”已經考慮周全了。在實際做法上，未來的人民代表大會、蘇聯最高蘇維埃體制以及代表選舉制度，也都已經提交給代表會議，並對之做了討論。會議之後接著還有好多事：1989年春天的時候，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任期還有不到一年了。
本章我們還將對把全部權力交給蘇維埃的問題進行討論。我們將從問題的另一面來研究它。現在我不能不指出，代表會議的工作還有另一方面的內容：在許多誇誇其談，對改革表示支援的發言，其中包括戈爾巴喬夫本人的發言中，也響起了一些惶恐不安的批評調子。其中比較鮮明的一個發言，表達了對局勢的極大不安，就是前線老戰士、傑出的作家尤里·邦達列夫的發言。我想，過一段時間，改革時期的歷史學家也許會把這篇發言全文發表出來。現在，我想提綱挈領地複述一下，並引用其中的某些段落。發言出自作家筆下，所以非常形象。比如說，在談到改革產生的破壞作用時，他將之與聖經中巴比倫塔的毀滅相比，說那是一個未能達成相互理解的人類的未能實現的友愛的象徵：“我們不需要在毀滅自己過去的同時再搭上自己的未來。我們反對把我們的理智變成潛意識，而把疑慮變成狂熱。”
關於改革的目標模糊不清這一點，他也做了毫不含糊的評論：
如果說4月這個充滿等待的春天的月份讓我們意識到必須採取行動，那麼現在已經是對於無可抗拒的發展規律的歷史邏輯進行深思的時候了。
能不能把我們的改革比成一架飛機，當它起飛之後，竟不知道在它降落的終點是否有一個飛機場？儘管關於民主，關於擴大公開性，清理垃圾場的辯論和爭論進行得沸沸揚揚，但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