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立於不敗之地，就只能有一個選擇，那就是對於改革的道德目標要有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改革要為了全體人民的物質利益和精神團結。唯有團結一致，才能在目的地修建好一片降落的場地。團結一致是唯一的選擇。
他以極度的不安和痛苦，談到了道德，談到了作家、記者、媒體對社會精神生活所負的責任：
缺乏道德的書刊不可能教育別人有道德。意識形態中的反道德主義會腐蝕人的精神。也許，並不是所有坐在報刊總編辦公室裡的人，都能完全認識到或者想認識，公開性和民主是高尚的精神道德方面的和公民的紀律約束，而不是恣意妄為；按照伊萬·卡拉馬佐夫（掌聲）③的哲學，改革的革命情感產生於道德信仰，而不是產生於用以代替康復手段的毒藥……
那些把我們生活的過去，把我們民族的聖土，把各族人民在衛國戰爭中蒙受的犧牲，把文化傳統統統倒進髒水坑，也就是把記憶、信仰和希望從人們意識中抹去的出版物，它們正在為我們一切的思想失誤，為我們思想上的、純粹感情的、良心上的赫羅斯特拉特④建造一座醜陋的紀念碑，意識形態史定會以羞愧的心情和詛咒來回憶這座紀念碑的誕生……
黨內局勢（9）
遺憾的是邦達列夫的這種憂心忡忡後來被局勢的發展，被1990—1991年改革的終結以及“獨立自主”的俄羅斯現實所證實。這位藝術家和思想家對當時社會上發生的事件的理解，比政治家們早了許多，他能對未來看得很遠很遠。也許，他的發言是改革誕生三年後敲響的最令人不安的警鐘。那是一個轉折的關頭，從那時起，破壞傾向以及其他的力量就日益壓過了創造的力量。
代表會議結束後，在黨中央和最高蘇維埃機關中，匆匆忙忙展開了起草選舉法、修改蘇聯憲法的工作。法律的第一批修改方案都是同蘇維埃制度有關的。可惜事情到此並未止步不前。篡改憲法的工作剛一登場，這個“滿含創意”的過程就變得難以掌控了。憲法被看成比一張可以隨意塗抹的廢紙還不如。它受到任意踐踏，最後終於壽終正寢。
當然，對於具體的修改意見我是不會反對的，因為這是生活，是生活發展提出的要求，特別是當那些修改對國家有好處的時候。我反對的只是那種匆忙從事，草率成篇的做法，那就是當時的做法。我反對對基本大法的不尊重。毫不奇怪，對別的法律態度也會如此的。
以美國憲法為例。眾所周知，它是1787年透過的。200年來對它所作的修改只有26處！再說沙皇俄國，它倒是沒有憲法，但卻有個所謂的基本國家法。1905年的革命對它提出的修改也只有幾條，都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
蘇維埃政權存在的70年中，先後透過了四部憲法：1918年、1924年、1936年和1977年。它們都有著相應的名稱：列寧憲法、斯大林憲法（這個名稱廣泛使用於官方宣傳）和勃列日涅夫憲法。到了1988年，開始對最後一部憲法進行大刀闊斧式的極其粗野的修改。修改涉及一多半條文，但在我國只管了一年時間。到了1990年，憲法已經又改過了兩次。最初是為了引入總統制和一些新的國家機構：總統委員會、聯邦院；後來又為了要廢除蘇聯部長會議這個主要的國家執行機關和指揮機關，為了廢除總統委員會，設立副總統職位等等。1991年的憲法也有著類似的命運，而到了12月份，它竟然又被扔進了故紙堆。有一個並非不知名的人民代表，對這種對待國家根本大法的輕率態度好有一比，他說：我們對待憲法的態度，簡直就像對待街頭拉客的妓女。
對待俄羅斯憲法的態度就更是肆無忌憚和不知羞恥。起初，是千方百計地操縱它，不久之後，對它就簡直是肆意糟蹋。不過，一旦踏上欺詐和叛賣的道路，又怎能再停下來呢？這種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竟逐漸演變成為標準。1997年10月，葉利欽當上了俄聯邦總統，他把手放在憲法上宣誓，要遵守俄國憲法和其他法律，可是後來又當著全國和全世界的面，對憲法和法律橫加踐踏，在1993年他炮轟議會，把按他的意志量身定做的憲法強加給社會。按急就篇搞出來的草案立即交付全民公決，直到現在人們還在爭論：出來投票支援這部憲法的老百姓究竟佔多大百分比？總之，嚴格地說，它究竟算不算透過？就連在斯大林時期憲法草案的討論也要搞幾乎將近半年，結果還出現了200萬左右條的補充和修改意見。對1977年的憲法，全國人民也展開過熱烈的討論。
我想，讀者已經得出結論，我對葉利欽1993年的憲法並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