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好感。但我卻屬於那些不支援在改變我國基本法問題上過於草率的人。不能一出現問題就喊：應該修改憲法！生活告訴我：自打1988年一動這個根本大法，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後來，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那樣，終於搞得憲法也沒有了，國家也壽終正寢了。可是，想當年圍繞著修改憲法和制訂新選舉法的事有過多少爭論！部長會議對這些事雖都沒有參加，但我作為政治局委員，一份不落地閱讀了所有的檔案，出席會議時也不能不就這樣那樣的問題發表意見。我不排除自己有些搞不懂的問題，乃至有些反駁意見提得匆忙草率，實在是對提案考慮得不夠周全，未能同瞭解情況的人交換意見所致。那麼當時的立法工作又是如何進行的呢？我們收到檔案的時間一般都在晚上，也就是第二天上午政治局開會之前。有時候不僅找不到時間跟人商量，就連看一遍的時間都沒有。記得曾產生過許多疑問，有時甚至是痛苦的疑問。
黨內局勢（10）
首先，我不太明白，幹嘛要設這麼個人民代表大會？總書記在黨代表會議的報告中解釋得含糊不清。他說，這個新設立的機構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它將強有力地、直接地表達社會意願”。我真想跟他開個玩笑，問問他是什麼意願。不過，這裡的問題不在於講臺上玩弄的文字遊戲，而在於實質。戈爾巴喬夫只是簡單地把列寧關於代表大會是“廣泛的人民會議”的思想來了個文字轉換。換句話說，那就是百姓講壇——在那兒老百姓什麼話都可以說。至於所有的具體事，還是得上最高蘇維埃會上去解決。後來果然就是這麼幹的。
我不太明白的還有一件事，就是為什麼代表名額一定要2250人？這麼一個奇怪的還帶著零頭的數是怎麼來的？如果是“廣泛的人民會議”，那5000人不是更合乎邏輯嗎？很簡單的道理，準備開會用的克里姆林宮的代表大會堂不就有5000個座位嗎？……
當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結束後，我發現事情竟搞得如此草率，而且也開始認識到這麼一個大喊大叫、七嘴八舌的政權機構破壞作用極大，便問盧基揚諾夫和雅科夫列夫，在國內搞這麼個有組織的群眾大會是不是他們的主意？他們都面帶羞澀地謝絕了這份首創專利的榮譽。那麼，首創者究竟是誰呢？戈爾巴喬夫？他可未必能夠一個人就想出這麼個高招。
那麼，對於這麼一個作為人民權力機構的代表大會，我是不是過於挑剔了？不過，話既然說到這兒，我要指出，這樣的機構只是存在於蘇聯和俄聯邦，而原蘇聯的其他加盟共和國卻都理智地避免了建立這麼一個尾大不掉、效率低下的機構的做法。不過它可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既然如此，為什麼它卻沒有召開最後一次會議，以透過一個憲法決議，解散國名為蘇聯的國家呢？
我雖對蘇聯和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存在的合理性抱懷疑態度，但對最高蘇維埃卻並非如此。這並不是因為我們互相喜歡，而且也不可能互相喜歡，因為議會和政府之間的關係就本性而言，就是建立在矛盾對立的基礎上的。在我於1990年10月實際離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這個崗位之前的一年半時間裡，我同議會之間的交往相當密切，而那種狀態則既不算十分和諧，架吵得也不算厲害。這就要看從哪個角度看了。不過在我看來，最高蘇維埃和政府畢竟還能夠互相尊重，他們逐漸也學會了如何在一起工作，雖說並不總是那麼輕鬆，但還算是找到了共同解決問題的辦法。
與此同時，我對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們也有一些看法，就是他們把討論和決定所有問題的權力都抓到自己手裡，有立法問題，也有經濟管理問題，經常把行政權，有時甚至是司法權都抓了過去。我就是搞不明白，為什麼最高蘇維埃要把蘇共中央的那套組織機構以及各個部門、各個分支機構都幾乎照單全收，完全照搬過來，而它們的責任卻要交由各委員會去承擔？以前的工作不是遠比黨的機關幹部做得更順手嗎？況且，他們也遠非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哪。
春天日益臨近，選舉定在1989年3月26日。選舉法的修改同憲法一樣，也是提交全國人民討論，然後透過。代表候選人為爭取選票而開展的鬥爭搞得非同小可。但參選人的處境可是大不平等。照我來看，操弄出選舉法來的那些人害怕了，他們害怕的正是他們奮鬥了半天的東西，確切地說，就是……民主。他們從立法上就規定了未來代表構成的兩重性：其中的一部分當選者——1500人——必須透過按地區原則選舉的荊棘叢生的道路，而另一部分，750人，則可以很輕易地、毫不費力地進入代表大會，因為這些人都是由聽命於當局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