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上的閉關自守，是清政府近代經濟落後的重要根源的話，那麼，思想文化上的閉關自守則是清政府近代思想文化落後的重要原因。
乾嘉漢學對古籍和史料的整理，自有其不可磨滅的貢獻。但人們不要忘記，當乾嘉學者將自己橫肆的天才和巨大的精力銷熔於經史之中，搞得梁任公所謂“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斕然如日中天”之時，正是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思潮**之日。
戴震、惠棟、焦循、阮元之輩，不是生活在但丁、卜伽丘的時代，而是生活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狄德羅的時代。當紀曉嵐在編纂《四庫全書》之餘，開始寫《閱微草堂筆記》，宣揚“人心微暖，鬼神皆得而窺”、“冥冥之中，有如是之委曲”的前因後果說時，正是法國大革命爆發和進行的歲月。
翻閱歷史至此，常常使人廢書長嘆：若是其時的清政府不是自我封閉，而是能夠睜開眼睛看看世界，以乾嘉漢學諸大師的才能和精力，其成就當會有嶄新的面貌，清政府的學術思想當不會落後如許，以致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鬧出封疆大吏葉名琛靠呂洞賓的乩語來對付外敵的笑話。正是在這樣封閉的歷史氛圍中，戊戌志士們悲壯而激越的呼號，才顯得特別的孤獨。
再次，清政府是一個大國，而東洋，則是一個相對狹小的島國，這種空間背景的差異，也給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成敗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如上所述，其時中、日兩國都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就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總量而言，清政府似乎勝於東洋。但以清政府之大，而東洋相對很小，就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社會經濟總量中所佔的比例而言，東洋的這個比例比清政府的要高。
從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影響來說，天皇登高一呼，就會影響國內的許多地域，甚至能震動國土的大部分。而在清政府，京城發生的一切，哪怕要傳遞到國內主要經濟發達地區，都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遑論僻遠地區了。
面對蒼茫大地，面對層層疊疊的官僚機構，光緒皇帝的詔書也罷，康、梁等人的獅子吼也罷，在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彷彿進入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變得杳無蹤影。
清政府社會這種的閉塞性，使辛亥革命後的農村，仍然處於對政治茫然無知的狀況。關於這一點，讀讀《阿Q正傳》即可瞭然。
最後，從革新派所運用的策略來比較，以明治天皇為首的維新派顯得較為條理、有序，有階段性，而戊戌變法在操作上則顯得紊亂和操之過急。
也就是說，改革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必須讓社會各階層有一個適應的階段。1868年明治維新政權建立以後，透過廢藩置縣，各藩全部解體，實行“四民平等”；透過地稅改革，廢除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對資本主義發展有重要意義；文化開明、殖產興業、富國強兵使西方文化大量進入東洋，特別是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到明治末年全國就學率已超過95％。
1890年以天皇命令形式釋出《教育敕語》，把學校、社會、家庭三方面的道德規範納入軍國主義的軌道。正是這條理有序的政治、經濟、教育等改革的成功，東洋迅速走出了封建時代，開始接受資產階級人權、民主思想，為建立資產階級近代國家奠定了基礎。
戊戌維新在策略上似操之過急，在新政改革中分不清輕重緩急，措施失當。103天的新政，頒發上諭達100多道，改革的內容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以至修理街道等瑣事的措施也涉及了，新政上諭紛至沓來，每一措施都重要，結果究竟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連改革者也弄不清楚了，由於君主專制的官僚機構臃腫龐雜，更缺乏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措施。
從改革機構這一新政內容來看，康有為曾主張不必裁減舊衙門，只需添置新衙門，並主張官爵分離，給年事已高的冗員爵位及優厚物質待遇，這是較穩妥之措施，而光緒帝一次就下令裁撤了十多個衙門，這樣就觸犯了大批官員的特權和地位，必然會使矛盾激化，使他們群起而反對變法。
☆、第三十二章 載恬之殤
第三十二章 載恬之殤
“臺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
光緒皇帝（1871…1908），即愛新覺羅。載湉，廟號德宗，年號光緒，醇親王之子。1874年同治皇帝駕崩，無嗣，載湉入繼為帝，當時年僅4歲，由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光緒十三年（1887年）二月七日起親政，但朝政大權仍由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