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只是納妾，都比較好辦，但若喜新厭舊、休妻另娶，問題就複雜了。
這從光緒帝與隆裕皇后、珍妃三者之間關係上可以得到充分體現，光緒帝納幾個妃子這是沒什麼問題的，但如果廢皇后重新立後可以說阻力極大，頑固派是不會允許的，好比在廢墟上另起高樓，相對容易，但要把已經建好的樓房推倒重來，談何容易。
到19世紀末，清政府的頑固派仍主張“治國之道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慈禧太后對光緒皇帝的變法斥責為“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維新派抓住光緒，開明官員擁戴光緒為首領，於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舊勢力就極力削弱光緒的力量，凡支援光緒的均遭貶斥。
善於權謀的封建統治勢力的總頭領慈禧太后將一切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勢力和集團都集合在她的旗幟之下，正當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上諭，開始新政改革之際，以慈禧為首的守舊派逼迫光緒在明定國是上諭頒佈的第四天連發三道上諭，除罷黜翁同龢外還有兩項重要舉措：一是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謝恩。這是慈禧企圖再度“臨朝訓政”，並操縱用人大權，既籠絡上層官僚，又防止光緒帝任命維新派為高階官員，扼制維新派進入權力中心；二是任命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領北洋三軍。
這是守舊派部署政變的關鍵步驟。榮祿曾對慈禧太后說：“以皇上任用匪黨（指維新派），難保日久不生變亂。京津咫尺，以北洋軍可資鎮制。”所以軍機大臣被罷黜。
總之，維新派沒有軍政實權，也沒有廣大人民作後盾，只有一個連自己地位也朝夕難保的傀儡皇帝，所以，當決戰關頭逼近，變革與反變革力量短刀相向時，他們找不到一隻救生之筏，而只能把袁世凱當作“諾亞方舟”。
而當袁世凱把他們出賣以後，從光緒皇帝到康、梁，到所謂“六君子”，也就只能或則瀛臺被禁，或則亡命天涯，或則京華喋血，而決不能鎮懾強敵、笑傲江湖。
反觀東洋，東洋明治維新時也面臨淪於半殖民地的危機，但明治維新發生在1868年，那時世界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大多忙於其他事物還未顧及去爭奪殖民地。東洋史學家井上靖說：“英、法、俄的對立……使各國的侵略魔手相互受到牽制。美國的內戰及其善後工作，使它沒有餘力在東方發動侵略。這一切都有助於東洋擺脫半殖民地危機。”
在明治維新前夕，以長州藩、薩摩藩為首的革新派是中下級武士為主，也就是東洋版的康有為、梁啟超，有自己武裝力量和組織基地，以“開港倒幕”、“強藩割據”為口號，展開反封建的倒幕運動。長州、薩摩、土佐、肥前諸蕃，不僅有“船中八策”、“王政復古”、“辭官納地”的方案、綱領，還有事實上的“王政造成的以天皇為核心的政治權威”，它恰恰是改革的領導者和推行者。
其次，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點是，它們歷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東洋民族具有開放性地吸收外來文化的歷史傳統。戰後東洋的第一位首相吉田茂曾坦言，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東洋一直是以清政府為師的。其後東洋又從朝鮮、印度學習到不少東西。
在幕府時代，儘管實行鎖國政策，但它仍然向荷蘭吸取了許多新知識，形成了相當有意義的所謂“蘭學”。而明治維新前後，東洋統治者由於嚐到了苦頭，並從殘酷的現實中醒悟到，必須從科學文化和政治經濟上向西方學習，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竭力向西方學習，成為朝野上下的大潮流、大風氣。
東洋人對外來文化既不一概排斥，也不盲目崇拜，而是對外來文化的優秀部分合理吸收經過創造性的再熔鍊，使其具有新的性質而逐步成為東洋傳統的組成部分，是一個穩定而又“開放”的文化系統。
清政府的情況比較複雜。歷史進入近代，先進的清政府人肩負“救亡”和“興中”的使命，為救國也向西方去尋求真理。林則徐、魏源的“師夷之長技”旨在維護大清國的獨立；洪秀全改造西方基督教為的是建立“男女平等”、“單一神權”的天國；康有為、梁啟超推行變法走資本主義道路；孫中山提出“取法西人文明而用之”……這些只反映了清政府近代國情之一面。
從歷史上看，漢、唐兩朝是歷史的大開放時代，然而，自安史之亂以後，特別是唐末以後，卻逐步陷於封閉狀態。比較地說，宋還不是很封閉的，鄭和下西洋以後的明清社會，基本上就封閉起來了。閉關自守帶來的社會後果是極其嚴重的。
如果說，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