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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要求的髮式以後，除非割去他的辮子，便難以透過他的髮式對當局提出突然並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挑戰（因為前額頭髮的生長是需要時間的）。很顯然，要迫使別人因髮式而捲入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抗命，最容易的辦法便是割去他的辮子。①再則，當某個人並非出於自願而被別人割去辮子時，他的心中又會作何感想？由於別人的行動，他的全家卻陷入了被政府滿門抄斬的危險境地！當我們試圖對1768年人們為什麼對割辮的妖黨術士懷有那麼大的恐懼作出解釋時，不能排斥這種焦慮所起的作用。
然而，迄至妖術大恐慌爆發之時，作為削髮令要求之一的蓄留辮子，其實一直遠不如剃光前額那麼重要。②弘曆面對謀叛弘曆的盛世，看上去離那些血腥的日子已相去甚遠。如果剪人髮辮確實是一種謀叛的行為，亦即是對滿人統治地位的一種象徵性的反抗，那麼，這是一件無論是北京或省裡的官員們都不願公開與之發生對抗的事情。那些種族間充滿仇恨的日子不是已經為一個平靜和諧的大一統帝國所取代了嗎？與這種情緒相適應，在叫魂危機發生的頭六個星期裡，弘曆在與各省官員的秘密通訊來往中沒有一處提到剃髮這件事。他所一再提及的只是妖術問題。在這個大一統帝國，這是一個不管由誰擔任統治者都會遏到的古老問題。然而，剃髮問題決不會長久地被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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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過這樣的事：反清志士強行割斷遵從滿請法令的農民的髮辮。
②近代一個與滿洲剃髮要求相近的事件是1949年共產黨人在全國範圍內對人們的服式所作的改變。“中山裝”（西方人誤稱為“毛裝”）與俄國式的勞動帽明白無誤地提醒人們：被征服者必須以遵從征服者的風格來表明自己的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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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的時候，皇帝的另一副面孔也會展現出來：在對其外來異己性質的象徵性挑戰面前，這個外來人的政權從來便是極為敏感的。
滿清統治者所使用的語言，既表現了大一統帝國寬廣的普世主義，又反映了他們作為少數種族狹隘的防衛心理。身為一個統治著龐大帝國的少數種族，滿清朝廷必須兩者兼備——既必須從普世主義的角度，又必須從種族的角度來表現出自己高人一等的優越性。要解決滿清政權所面臨的基本問題，兩者都是必不可少的。他們既需要以具有合法性的皇族身份來統治這個大帝國，同時也需要維護征服者精英層本身的凝聚力與活力。作為大一統帝國的統治者，他們權力的基礎並不在於自己的種族特性，而在於德行與文化上為人普遍接受的規範。但是，要作為一個握有權力的少數種族而生存下去，他們自己的種族特性不僅需要得到保護，還需要受到頌揚。弘曆相信，正是由於滿人可貴的種族傳統，他們其實能比漢人更好地統治中國，也特別有資格將儒家的道德箴言融人帝國的統治之中。滿清朝廷因而需要兩個展現言辭的舞臺，一個用於表現政權的普遍性，另一個則用於捍衛政權的種族特性。然而，謀叛的行為卻使滿清朝廷面臨微妙的選擇。謀叛者對於滿清王朝提出的挑戰往往會突出種族問趣，強調因為滿人是外來人，他們的統治也就是不合法的。因此，謀叛的案子並沒有為頌揚滿人特性提供一個特別有利的舞臺。
弘曆的風格，是尚武的滿人種族特性與普世主義文化的一種不太和諧的混合物。他希望將滿族特性變為帝國機制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君權既要成為滿人文化完整性的保護者，又要成為多種族霸權的一種象徵，其正當性則應透過普遍性的儒家言辭得到證明。作為滿族德行的捍衛者，弘曆採用的方法有二：第一，他要在種族問題的真正細節或只具有象徵意義的小處均讓漢族文人感到驚恐不安；第二，他要透過向自己的滿族同胞宣講本族尚武的傳統和優越的品質，來激勵起他們的種族意識。
可是，一旦涉及到真正的謀叛陰謀事件時，再提及種族問題便不但危險，甚至還帶有刺激性。弘曆處理乾隆十六、十七年間兩個嚴重謀反事件時的態度便生動地表明，當他真的相信滿清皇朝面臨危險時，他會多麼小心翼翼地對具有種族象徵意義的問題——尤其是對極為棘手的削髮問題——保持沉默。
偽稿案。當弘曆年屆四十，已是一個在位十六年的老練君主的時候，他遇到了一場危機，其根源十分複雜，以至於我們至今仍不能完全理解。1748年春天，他所鍾愛的孝賢皇后去世了。同年，傳來了征服四川金川土司之役用兵失利的訊息，從而揭示了滿清軍事機制存在著無可質疑的弱點（弘曆極為震怒，下令將兩名最高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