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弘曆生平的各種資料可謂汗牛充棟，可能最終亦無人有能力為他作傳。要透過他的許多代筆人而真正認識他本人，就必須閱讀皇帝審閱奏摺時用硃筆寫下的評論、詔諭和各種隨心所欲的批語（它們都儲存在清官檔案裡），除此之外別無他路。要做到這一點，當然必須以事件為背景。如果與叫魂危機有關的種種事件能對弘曆傳記的寫作有所幫助，那就必須在可能的情況下，透過弘曆自己經手的各種檔案來揭示他對於在他看來特別棘手的某豎問題是如何作出反應的。在這些問題中，有兩個至關重要，那就是：謀反與漢化。
關於謀反罪的看法
自十三世紀以後，中國所有的王朝都是在征服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既沒有官廷政變，也沒有禁軍的反戈，有的是大規模的征戰。所有這些用征服方式建立起來的政權，就其本質而言，都是透過軍事手段而強加到全國老百姓頭上的。但對於清王朝來說，如同走在它前頭的十三世紀的蒙古人一樣，征服者的異質文化使問題變得更為複雜了。不管征服者使用多麼巧妙的語言為王朝更替辯解（通常的說法是，這是一個充滿活力的政權尊從天命而取代了一個腐敗的政權），卻無法消除這種危險性：可怕的種族感情始終會對構成新王朝統治合法性基礎的種族意象提出挑戰。人們會宣稱，既然這些新統治者是外來人，他們也就是篡權者。正是這種可能性的存在，使得清統治者始終保持著對於謀反的警惕。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清皇帝對於謀反問題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
到了弘曆當政的時候，滿清大一統帝國為自身存在所作的裝點與辯解看來已大體完成。到了此時，戰勝者與戰敗者之間的關係已沒有什麼新奇特別之處；對於謀反行徑，也已經可以用通常的說法來予以解釋了：在這一對抗關係中，一方是因具有儒家德行而贏得了上天佑護的合法王朝，另一方則是一群無孔不入、墮落敗環的陰謀分子。可是，在這一表象的背後，舊有的種族敵對情緒是否還存在於深層？這是一個我們永遠也無法作出明確判斷的問題。當髮式這一尖銳的種族問題因發生於1768年的種種事件又重新突出起來時，要理解這些事件，我們便不能不對征服初年的氣氛稍加探討。這是因為，那時發生問題還是非常突出的。發生於清初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剃髮事件也許能揭示，在弘曆的微笑裡可以包含著多麼陰暗的含義。
對於征服年代的回顧
1645年，當長江流域各地的戰鼓還變相呼應之時，剛剛即位的滿清皇室已在為建立勝利者和戰敗者之間的連線紐帶而進行準備。
皇帝福臨只有九歲，年紀尚幼，完全由他的叔父多爾袞主事。雖然多爾袞頗懂得如何贏得漢人的支援，但在一個問題上他卻絕不作任何妥腳：滿族文化的一個簡明而一目瞭然的特徵，將成為漢人無條件臣服的標誌，那就是，他們必須剃光前額並在後面蓄辮。①削髮令。甚至在滿洲軍隊入關前，投降滿人的漢人便以採納滿人髮式表明臣服之意。有關征服的歷史記載一般都強調，剃光前額是臣服的不可或缺的象徵。從進入北京之日（1645年6月5日）起，多爾袞就下了明確的決心，要對每個人都強制施行滿洲式的削髮。在征服南方的過程中，髮式問題成為漢人在對滿人的絕望抵抗中得以團結起來的一個焦點，並使得滿人對於南方的征服比之沒有這個問題不知要血腥多少倍。可是，在征服北京後的第一年裡，多爾袞甚至對於是否要在宮中推行削髮也發生過動搖。但最後，他還是透過由政府機構正式下令的形式釋出了削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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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滿族男子究竟自何時開始採納其特有的前額削髮、後面留辮髮式，商不得而知。推想起來，這是一個需在馬背上作戰的民族為方便起見而採用的髮式，以便在射擊時不致讓前面的頭髮擋住視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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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髮令的起因在於，當朝中官員們徵引已亡明朝的“禮樂制度”（祭天儀式）對滿人髮式提出譏諷反對時，多爾袞被激怒了。
儘管明朝的制度將成為滿人征服中國後重建帝國政府機制的基礎，多爾袞卻決不願意在有關滿人風俗的問題上被人嗤笑。他指出，這種說法“甚屬不倫，率朝何當無禮樂制度？今不尊本朝制度，必欲從明朝制度，是誠何心？”當問題涉及到剃光前額時，多爾袞承認，因為人的髮膚受之父母，不敢予以損傷，儒生們的反對多少還有點道理。但他又強調說：“若諄諄言禮樂制度，此不通之說。予一向憐愛群臣，聽其自便，不願剃頭者不強；今既紛紛如此說，便該傳旨，叫官民盡皆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