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8年妖術大恐慌發生的過程中，弘曆的恐懼或多或少地始終存在。在我看來，這就是為什麼在妖術大恐慌初起時，弘曆甚至在與清廷高階官員的秘密通訊中也避擴音及削髮令遭違反一事的原因所在。不論是在處理偽稿案還是在對付馬朝柱起義時，弘曆都沒有提及種族問題。儘管富有挑釁性的剃髮問題在這兩個事件中都出現了，但弘曆在處理它們時的最初動向卻與處理1768年叫魂危機時非常相似：他知道，不管“種族層次”的問題對於征服者政權的生存有多麼重要，對此卻只能經由其他的場合來處理。
那樣的一個場合很快便為弘曆抓到了，那就是文字獄：透過揪住他所謂文人們影射攻擊“滿人根基”的種種文字上的偏差，而對他們大開殺戒。到十八世紀七十年代，這更成為他在全國範圍內使用的一種手段。弘曆對於剃髮一類公然威脅到滿人統治的問題固然不願公開提及，但在對充其量只是對滿人名譽造成了微不足道損傷的文字表達問題上，他卻是一觸即跳。在涉及種族時，甚至某種幾乎完全讓人覺察不到的文字偏差，也會讓一個文人喪命。同那些有可能造成群眾性騷亂的大規模謀反案件相比較，弘曆在處理文字獄時可以隨心所欲地掌握事件的範圍與節奏。在對付此類“謀叛”案件時，他儘可以大聲頌揚滿人的種族尊嚴，卻不必擔心因此會引發出什麼意外。
文字獄的預兆。我們剛剛敘述過的這些事件過去僅僅三年，弘曆便看到了透過言辭而大興文字獄的有用之處。1755年，漢人學者胡中藻被指控利用詩作煽動對滿人的種族仇恨（即便在當時，這看上去也顯得是在強詞奪理）。胡中藻是已故大學士鄂爾泰（鄂是弘曆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下來的兩個大學士之一）的門生與派系中的骨於成員，並與鄂爾寨的侄子鄂昌常有詩文往來應酬。弘曆對於胡中藻的兇猛攻擊（說他“尚有人心者乎？”），曾被認為是對於官場派系活動的一種抨擊。然而，這個案子讓我感到驚奇之處在於：弘曆大罵胡中藻“誣謗滿人”，又嚴斥鄂昌的行為使他不配當一個滿人，並把這兩者聯絡到了一起。這就說明，只有把胡鄂案件的兩個方面放在一起考察，才能理解這個案子的意義所在：在弘曆的認識中，謀叛與漢化其實只不過是同一威脅的兩個不同側面而已。
在對鄂昌矯揉遺作的詩文予以痛斥時，弘曆極為憤怒地寫道：“滿洲風俗，素以尊君親上、樸誠忠敬為根本，而騎射之外，一切玩物喪志之事，皆無所漸染。”但是，弘曆宣稱，近來因與漢人文化的接觸，已使得很多滿人因能在詩文上故作風雅而自得其樂，而這對於他們的品質是極為有害的。先時，滿人雖“未經讀書”，卻懂得“尊君敬上之大義”。儘管孔門儒生亦透過詩書傳學，但他們也將忠孝之道視為上德。如果讀書只知“剽竊浮華”而“不知敦本務實之道”，則這種學問又有何用？弘曆因而警告道，他將對數典忘祖的滿人予以懲罰，並將嚴禁他們與漢人發生詩文上的應酬往來。如果要對弘曆的警告發表評論，則可以說，這種警告也許確實對當時的朋黨活動起了某種抑制作用，因為滿漢官員之間的詩文應酬是文人結為朋黨的主要途徑之一。可是，我們也不能忽視這裡所包含的一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資訊，那就是，它同謀叛與漢化是有關聯的。
由漢化帶來的腐化
既勇敢又富有生氣，既誠實又不吝豪華，這就是滿族上層人士宣稱自己作為征服者而具有的美德，也是經精心加工後征服者在被征服者心目中應有的形象。這些品質不僅在作戰中是致勝的因素，而且也適用於統治這個被敗亡的明朝搞得一團糟的大帝國。然而，為了要統治這個大帝國，滿人卻又不能不借用漢人的制度並獲得漢人的協助，這就又從一開始便使得上面這種似乎無懈可擊的說法產生了漏洞。
在滿人還沒有越過長城之時，滿人貴族的內部鬥爭便促使滿清朝廷採納漢人施政及中央集權的種種措施。在那以後，為了賦予征服者的政權以一種上承天命的合法性，使其以天命繼承者的身份出現，滿清朝廷需要對官化的儒家意識形態予以推廣——根據這種意識形態，合法性統治的基礎在於德行而非種族特性。但與此同時，它又必須保持滿族本身的特質。征服者沒有與被征服者同處，也沒有被腐化，這一點必須保持下去。但在這樣的情況下，征服者又怎能將一種異質文化與他們自己的文化嫁接在一起呢？這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如果我們進一步考慮到，滿人還必須“進入到”漢人的世界中去（更不必說享受其中的樂趣了），那麼，我們對十八世紀滿人所面臨的問題便開始有所瞭解了。對於弘曆來說，謀反與漢化是互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