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反叛的檄文時，所有這一切都暴露了出來。這個貧窮困苦的地區，恰好座落在高度商業化的中心地區以外，在那裡定居的人們靠著刀耕火種的原始農業勉強為生。雖然馬朝柱本人脫逃，但他的許多部眾，包括他的一些親戚卻都被捉拿歸案。在武昌的監獄裡關押著人數眾多的要犯，以至於當局因為害怕這會引起公眾的騷動，不大願意同時對他們進行審判。然而，弘曆下令，審判應照常進行。
羅田縣的發現使弘曆為之震驚。他下達諭旨，將先前未對馬朝柱一夥進行鎮壓的羅田知縣“即行正法”——在同類案子中，這種處罰是一種很少見的情況。③對馬朝柱本人的瘋狂追捕造成了數以百計的嫌疑犯被捕入獄，並將持續多年。然而，馬朝柱卻一直未被捉到（如果他這個人確實存在的話）。④到頭來，正如同當局對於偽稿案主犯的狂暴追捕一樣，馬朝柱案件顯然令弘曆相信，清廷已成為一場大陰謀的目標。
毫無疑問，羅田縣那些陰謀造反的人是將滿人當作外來者☆★☆★☆★☆★①以現在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軍機處檔案中的許多“供詞”為依據，鈴木中正為馬朝柱事件描繪了這幅圖畫。在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我也曾看到過關於這一事件的許多檔案。
②《清實錄》，第414卷第2頁。當地知縣曾報告說馬朝柱等人均屬“勤苦農民”，在山中謀生。考慮到官方為得到“供詞”而使用的手段，我們對這種說法不能完全置之不顧。對此，本書以下還有進一步論述。
③在北京故宮檔案中，我接觸到了一份行省官員給皇帝的奏摺，標明的日期則是17年以後，內稱，仍未發現馬朝柱的蹤跡。很顯然，這樣的奏摺是每年都要提
交的。《刑科史書》，第2771卷，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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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待的，因為他們對滿清削髮令的違反是蓄意的。根據兩個曾經“受誘惑”而變賣土地加入馬朝柱一夥的人的供詞，當人們進人馬朝柱的據點“天堂寨”時，要用嘴舔血（這是為了表明他們會忠誠於自己的誓言），也要吞服紙符。同時，他們還讓自己的頭髮任意生長。並不再剃光前額。①然而，弘曆的反應卻在措辭上極為謹慎，不管這些人對盛世構成的威脅辱他多麼不快和震驚，他卻始終用一種帶有普遍性的標準來對待這種威脅，強調這些謀反者只是在造一個大一統皇朝的反，而不是在反對一個外來人的政權。在不得不承認這裡存在著削髮問題時，他有意突出的是謀反者冒犯了“列祖列宗”：我大清百餘年，深仁厚澤，不意竟有此等覆載不容之梟，獐虺蝮醯，潛毒一至於此。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弘曆與行省官員的秘密通訊中更不必說在公開的詔諭中了——他卻從未提及巡撫報告中關於謀反者對於削髮令的違抗。然而，弘曆極度憤怒的反應卻不可避免地將他的內心世界暴露了出來。他下令，對那些被捕的疑犯要“備極嚴刑”，但暫時又不要處死他們，以便獲得他們的供詞。甚至在同高階官員的秘密通訊中，他也明顯地希望避擴音及種族問題。看來弘曆刻意保守秘密的主要動機是為了不使公眾的信念受到動搖。他寫道，雖然這些微不足道的叛逆之徒本來“不足為慮”，但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他們仍需迅速地予以彈壓。而對這一案子本身的情況（他在這裡指的是這一案子的反清象徵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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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硃批奏摺》，第836卷第1號，乾隆十七年四月八日（永常）。湖廣總督永常在奏摺中似乎是在宣摧引用供詞。無論是審訊者還是永常本人，都不至於故意在供詞中加入這些言辭。相反，在一般情況下，地方官史常常會對直接向滿人統治提出挑戰的證據持大事化小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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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須予以保密。不管是在公開或私下的場合，任何人若提及剃髮一事，便都是在自尋麻煩。在這裡。我們第一次遇到了我所謂的“恐慌因素”：弘曆其實相信，百姓大眾是輕信的，一有政治危機或天下大亂的跡象，他們就會驚恐萬狀，作出暴力的反應。在我們的故事中，弘曆的這種信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現出來，並決定了他那種只要有可能便避免承認存在著謀反與妖術的政策。這種信念甚至還影響到了官方內部檔案所使用的語言——似乎僅僅提及某一罪惡便會在實際生活中造成這一罪惡的發生。於是，作為一種常規，這也意味著即便是對那些最不尋常的威脅，也不能不用最尋常的語言來加以描述。如果我們可以從弘曆的恐懼中判斷出公眾的情緒的話，則我們不能不說，這種情緒是變化多端極不穩定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