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了九十餘年。特別重要的是，二者的人口思想，在字面上並無多大出入。對人口問題，洪亮吉也主張從發展經濟予以解決，與聖祖並無二致。這正代表了中國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力求用經濟的發展來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與之不同的、以限制人口增長為主導的思想，可能只是到下一世紀中葉，才在汪士鐸的私人日記（《乙丙日記》）中有所表現；但它多少已偏離了中國人口思想的主流，而較接近於歐洲國家的人口思想。在西方，直到十九世紀才出現以（發展）經濟為主導的解決政治問題的主張。＇8＇與中國相比，差了一個世紀。
一直有人對此提出質疑：康熙皇帝依然是陳腐老套，並沒能提出限制人口。好像皇帝樂見人口增加，沒有“砍殺爾”，就有什麼“不是”似的。今天我們也許可以就此作出進一步的回答。
在《中國傳統經濟的發展序列》裡，我曾把中國傳統經濟分為四種型別，或稱為四個階段，其中第一個為“不發展經濟”，有如清代十八世紀以前的廣西；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人口“長期停滯”，土地大量拋荒，耕作極為粗放。此後逐步起飛，進入“發展中經濟”，則全憑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帶來的刺激，顯示出人口增加對於傳統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這一點，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為明顯，且最少會引起爭論。
所謂“發展中經濟”，其最顯著的特徵，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為各發展時期中速度最快的一個。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帶來收益的遞增。同時，土地基本墾闢，進入精耕農業，有如清初以來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後的東北和臺灣，以及漢代以來廣大的中原地區。過去人們以為這就是中國傳統經濟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長期停滯”的說法，其實是一個誤解。
到了更高的發展階段，如清代的廣東、江蘇，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顯著的增長。清代中葉，廣東成為中國農業發展程度最高的地區，發明以“桑（果）基魚塘”為代表的高度發達的“生態農業”；江蘇更成為一個（傳統）“工業區”，擁有全國最高密度的人口。這些地區人口是否已經太多了呢？據史料記載，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較少，“蓋黃黴削草，必資人多，曩時人較少也”，以後“生齒日繁，故種棉漸多”。＇9＇仍有賴於人口的進一步增加（特別是在那些棉花、棉布產區）。
與一般認識相反，人口增長對清代經濟發展的最重要貢獻，其實莫過於高水平的發展階段。因為沒有人口的如是快速大量的增加，則沒有需求的如此擴大；而沒有需求的擴大，就不會出現“集中種植”的“規模經濟”，也就沒有省區間的比較優勢及其交換可言。推而言之，中國傳統文明的高度繁榮和種種成就，都與中國人口的眾多和密集狀態密切相關；而這種成就，又不是每一個人口高密度文明都一定能夠“自然而然”取得的。＇10＇
什麼叫“比較優勢”及其交換？舉例來說，在中國南方許多地土上，一畝地可以產出數石的糧食，而往往只能生產很少的棉花（如四川仁壽“利與種田等，畝可二十觔”；＇11＇民國初年廣東棉花畝產只有幾斤＇12＇）；在華北等棉產區，棉產量相當高（如“齊魯人種棉者”，“畝收二三百斤以為常”；＇13＇山東兗州“五穀之利不及其半”＇14＇），而糧食畝產難以過石。不難看出，這裡有著比較優勢的重大差別。面對這種局面，只需做一調整，如以南方地畝種植糧食，而以北方適宜地區改種棉花，社會總產量就會有很大的、甚至是成倍的增加。而且，這都是在不再增加耕地、也不需提高技術水平和增大投入的情況下便可取得的。它擴大了生產可能性的邊界，增加了社會的整體產出。它的成就（如經濟的商品性發展），僅用“精耕細作”一辭是不能概括的。而這正是近幾世紀在中國發生的歷史事實，無論給予多高的評價都不過分。＇15＇
如果再看到最近幾十年時間，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各種農產品供給充足，從糧食到其他農副產品，“供過於求”，價格低廉；同時，還有大約一億多勞動力進入工業領域，創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蹟，以致有“世界工廠”之稱，就可以更容易的把這大段的歷史貫穿起來。
儘管今日中國經濟中還存在很多“結構性”、“制度性”的問題，但與此並不矛盾，那就是中國經濟發展基本上依賴的是密集而眾多的人口。對於這些基本的歷史事實，有些人專門“倒黴看反面”；還有人竟然嫌中國人口太多了，以為少幾個億才好（可見“虛妄史觀”由來有漸），——所謂“人口眾多，何罪之有”？如此形成為對中國人口問題的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