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必以寬居首者。蓋寬者仁之用，故惟寬然後能相容並育，而群生之眾有所託命焉。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為鄭而發。此補偏救弊之說。若夫聖王出治。舍寬其何以為敷政寧人之本哉。”
＇24＇ 《樂善堂集》，莊親王允祿序。
＇25＇ 《樂善堂集》卷3。
二、經濟對策
3。面對人口問題
法國學者布羅代爾認為，在十八世紀，世界歷史上出現了罕見的“共時現象”，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續增長。在這一百年裡，中國人口從大約一億，增加到三億（十九世紀，四億），並與二十世紀的人口增加連線起來。中國開始面臨了日益嚴重的人口壓力。
事情還不止如此，可貴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紀初葉，聖祖皇帝已指出人口問題的存在，並積極面對它：
本朝自統一區宇以來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戶口雖增，而土田並無所增，分一人之產供數家之用，其謀生焉能給足？……不可不為籌之也。＇1＇
故“平素間諄諄以此事面諭眾大臣”，並提出“戶口殷繁固是美事，然當預籌安養之策”的想法。＇2＇顯示出清廷高度的責任心，與不肯“無作為”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傳給了他的繼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諭：
國家承平日久，生齒殷繁，地土所出，僅可贍給，偶遇荒歉，民食為艱。將來戶口日滋，何以為業？＇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問題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上諭：
惟是國家承產日久，生齒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廣。此民用所以難充，民產所以難制也。
續曰：從來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教”、“養”兩條。因為恆產、恆心，相為維繫。“倉廩實而知禮義”，“則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養民”。將施政目標定為“先養後教”。
俾黎民飽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氣和樂，民心自順，民生優裕，民質自馴。返樸還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興，禮義廉恥之行可敦也。＇4＇
乾隆初政的十幾年時間，可以說都是在作“養民”的功夫，其後才轉到“教民”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統計全國大小男婦人口，發現人口已達到一億四千多萬。乾隆五十八年，中國人口達到三億之眾。其數量之高，為中國曆代所未曾有。
對於人口問題，如果說開始時還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數幾人有識於此，此時則已成為朝野的共識；並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議論之上，而是在認真地考慮其對策了。人口問題幾乎成為所有政治社會和經濟問題討論的出發點，終於，它導致了一系列新的經濟發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長達九十多年時間裡，只有人丁編審（丁數長期徘徊在二千數百萬上下），而無人口統計。如何估算當時的人口數字，並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若採用所謂“回測”（即向前“倒推”）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國大約有一億人口，雍正年間可能已有一億五千萬人（乾隆六年實為一億七千餘萬）。＇5＇而據官方統計，到乾隆末中國人口已達三億以上；十九世紀中葉，達到四億三千餘萬。＇6＇
清代人口增長，是所謂“前現代”中國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長。其後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紀中葉，又開始了一輪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長，這一次“現代”人口增長，使中國人口達到了十億以上。其實，它們並不是兩次（所謂“前現代”和“現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個人口增長。
與此同時，世界歷史上出現了幾點罕見的“共時現象”。據研究，在西方，人口一直處在劇烈的波動和增減之中，但從十八世紀中葉開始，不再倒退（實際上中國要比西方早半個世紀時間），直至現代。同期中國人口增減的節奏，與之大致相同。＇7＇
人口增長及由此引起的相關努力，如加強政府等，在西方國家都屬於“現代現象”，在中國則仍被視為“古代行為”，譏為“封建落伍”。傳統“現代化理論”的這些觀點，未必能承受清史研究新發現的檢驗。可惜的是，中國學術界十分自卑，不敢承認自己之“理論”，甚至置自己所有之“事實”於不顧。
按照過去學術界的流行看法，清代最早發現人口問題的，是乾隆末年的洪亮吉，因與西方人馬爾薩斯同時，故被視為“中國的馬爾薩斯”。但洪亮吉與聖祖相比，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