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毫不猶豫地回答。
“中國‘文化大革命’我們只是從報刊電臺上了解到點滴情況，請夏先生講一下這革命的具體內容好嗎？”
夏鼐心中一震。是啊，這“文化大革命”的具體內容是什麼？是把知識分子趕進牛棚？是把共和國主席、北京市副市長折磨致死？是將萬曆帝后的屍骨砸碎焚燒？……這一切，他沒有回答，也無法回答。
面對一雙雙期待的眼睛，夏鼐以他的睿智機敏和超人的應變能力說道：“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複雜的課題，歡迎諸位到中國訪問和了解。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定陵發掘報告不久就將出版問世，到時請諸位朋友們指教。”
夏鼐結束伊朗的訪問回國後，第二天晚上便匆匆來到趙其昌家裡。這時的趙其昌已回到北京市文物局開始了正常工作。師生相見，百感交集，話題自然扯到激動過他們心靈的定陵和定陵遭到的劫難。當夏鼐談起要集中力量撰寫發掘報告時，趙其昌已熱淚盈眶。他從箱子裡抱出一疊信函，一併遞給夏鼐：“這些年，我收到了近百封詢問報告情況的信件，大多數都沒有答覆。我感到這是我們的恥辱，我沒臉向他們解釋……”
夏鼐望著趙其昌激動的臉頰，按捺住心中奔湧的熱流，笑了笑說：“我們雪恥的日子已經到來了，準備一下吧，爭取把這個報告寫出一流的水平。”
1979年4月，中國考古學會成立大會及考古學規劃會議在古城西安召開。夏鼐以考古學會理事長及考古研究所所長的身份，在會上宣佈定陵發掘報告的編撰工程已列為國家“六五”社科重點專案，並立即組織人力開展工作。
會後，已任首都博物館館長的趙其昌和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巖，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趕赴定陵博物館，開始了這項長達五年的艱辛繁雜的浩大工程。
遲到的報告
當趙其昌、王巖來到定陵，同定陵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王秀玲找到文物倉庫保管員李亞娟，李亞娟拿出當年被稱作“變天帳”的發掘原始資料時，不禁大為震驚。幾百份資料，數千幅照片特別是那幾大冊現場記錄，歷20年蒼桑竟完好無損，這不能不算作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李亞娟原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家庭婦女。1958年定陵出土器物在神武門展覽時，被臨時招聘為解說員，以後便來到定陵博物館負責倉庫管理工作。在大多數人失去理智的“文革”狂潮中，李亞娟始終以清醒的頭腦，不惜代價以盡職責。當萬曆帝后的屍骨在無奈中被迫交出時，隨著升騰的火焰和飄緲的塵灰，她曾流下過痛苦的淚水。也就在那時，她下定決心，要以生命作代價，保住倉庫中的一切器物。“造反派”火燒屍骨後，曾多次威逼她交出萬曆帝后的服飾、金冠。她被打得口鼻流血，幾次昏倒在倉庫門前，但她卻以難以想象的意志與精神，使這些稀世珍寶免遭劫難。儘管她家裡有四個孩子，其中一個患先天痴呆症，需要照料。但在1966至1968年形勢最嚴峻的三年中，她幾乎和家中斷絕了來往，一個人孤零零地住在定陵博物館，日夜守護倉庫，使造反派無可奈何。隨著形勢的好轉，她又開始對倉庫中的器物進行整理，並採取力所能及的保護措施。數千幅照片底版，正是在她不斷的晾曬和保護下，才完好如初沒有出現發黃變質現象。
李亞娟只是一個具有初中文化的女性，對於文物的保護與管理，則是出於職責的考慮，未必來源於對中國文化的深層認識。直到1985年她患肺癌去世時，仍是一個普通的倉庫保管員。通觀她的人生經歷，的確是極為平凡的，就像江河湖海中的一滴水珠，沒有騰起過壯闊的波瀾，也沒有留下洪大的聲響。但從某種意義上講，她又是一位偉大的女性。事實上，也正是像她這樣的“小人物”，在共和國艱難的程序中，胼手胝足，用熱血和赤誠默默地書寫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史。
面對一堆原始發掘材料，趙其昌、王巖和王秀玲日夜兼程地整理編寫，從十三陵概況、定陵的規模形制，一直到各類出土珍品的形態及來源、背景，不少器物還要進行修復。三人一邊守著資料實物測量、繪圖，一邊來往於定陵與北京之間查閱文獻，同時請專家對器物進行鑑定、化驗分析，並考慮複製。
皇陵出土的器物中，品類繁多，這明代物質文化的精髓，是一個極為複雜的研究課題，即便初步整理，也涉及多種學科與專門知識的配合。特別是那些半腐的織錦，人間近乎絕跡，技藝早已失傳，如果不能分析、解剖、追蹤，從繅絲、染色、織造成型等一系列複雜的工藝流程研究起，就很難看清它的本來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