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令人感慨系之。但願我們衝出“怪圈”，構築起民族文化的大廈，讓五千年文明吉國再展雄風——
復生的希望
1989年8月21日，《北京晚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報道了這樣一條訊息——
明定陵考古歷30年而完成
——一批發掘報告已開始陸續出版
30年前明定陵的發掘曾震動中外，今天，隨著延遲了30年的明定陵發掘報告出版問世，十三陵將再次引起中外文化界的注目。目前，編制定陵發掘報告的工作已完畢，經文物出版社的努力，已有一部輯有136幀皇陵墓葬出土文物精品彩照的《定陵掇英》大型圖冊先行出版，其中還收有近40幅當年發掘現場的墓葬照片；內容包括近50萬文字、380餘幅墨線圖的發掘學術報告《定陵》即將排印，於近期內出版……報告內容包括十三陵概況，定陵的營建、結構、形制，出土遺物的記錄考證，以及幾份有關的考古鑑定專題報告附錄等。專家認為，定陵綜合發掘學術報告的出版，將為我國的明史研究和考古專題研究提供極其豐富的基礎材料。
遺憾！這一切，對為此付出心血乃至生命的夏鼐大師來說，無疑是來得太遲了，他永遠無法見到了。
作為親自指導定陵發掘的夏鼐大師，深知報告的撰寫對於研究的重要性。如果一座陵墓或一處遺址，只將裡面的器物或原貌呈現出來，不作任何歷史的探索與研究，未能從中清晰地窺視歷史的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關係的風貌，那麼，這考古發掘又有何益？
但是，當時正在幹校勞動改造的夏鼐，縱有鴻鵠之志，也由不得他了。改造與學習是他的首要任務，儘管他對此越來越感到厭倦與困惑，痛苦甚至絕望，但依然別無選擇地承受。
“林彪事件”之後，夏鼐重新返回工作崗位，主持中國考古研究所的工作。
1972年8月，越南考古學代表團訪問中國，夏鼐負責接待。席間，越南代表問夏鼐：
“明定陵是貴國成立後發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您是發掘的具體指導人。我國的胡志明主席曾去參觀過這一偉大的發掘奇蹟，不知現在發掘報告是否已出版？我們想帶回去拜讀。”
面對異國的同行的關心與要求，夏鼐的臉微微泛起一層紅暈，以歉疚的，心情說道：“我們目前正在搞文化革命，發掘人員和指導者都忙於這項工作，定陵發掘報告還一時無暇顧及，等他日出版，一定請你們指教。”
越南代表微笑著點點頭，表示理解，並對夏鼐親切的話語和友好的態度感到滿意。此時，他們當然不會知道定陵發掘人員和指導者們的悲慘遭遇，更不會理解夏鼐心中的悽苦與面臨的境況是何其艱難。
在這之後，夏鼐不斷收到國內外考古專家和考古愛好者的來信，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情況。他先是認真地一一解釋，隨著信函的增多和詢問者語言的尖刻，他感到解釋已是徒勞，想盡一切辦法儘快寫出發掘報告才是首要的。從此他對一切詢問都只能表示沉默。
1976年12月6日，山西一位中學教師冒著刺骨的寒風，來到夏鼐的辦公室。這位教師是考古愛好者，同時對《明史》有一定的研究。自定陵發掘的訊息公佈後，他就關注著報告的誕生，希望能從中得到教益。“文革”中他被打成“漏網右派”，送進農場勞動改造，但對考古的嗜好和《明史》的研究從未放棄。今天，他專程來到北京，向夏鼐大師請教《明史》中的疑難問題，並詢問定陵發掘報告的情況。
相同的命運，相同的志向，夏鼐望著面前這位教師真誠的舉動和渴求的眼神，沉寂的心潮再度翻滾開來。他感到自己不能沉默了。前方已經燃起希望之光，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必然要喚醒一個科學的春天。送走了中學教師，他開始醞釀發掘報告的撰寫計劃。
1977年10月，以夏鼐為團長的中國考古代表團訪問伊朗，並參加伊朗考古學中心召開的伊朗考古學年會。會上，夏鼐作了關於《中國考古成果》的報告，當介紹到定陵發掘的情況時，與會代表開始提問：“夏鼐先生，定陵發掘報告是否已經在國內出版？”
“尚未出版。”夏鼐最擔心的問題終於被提了出來，他只好硬著頭皮照實回答。
“像這樣偉大的發掘，20年不出學術報告，是否是你們的考古習慣？”問話變得刻薄起來。
“中國考古的習慣和世界各國幾乎是一樣的，定陵發掘報告之所以推遲出版日期，是由於我們經歷了10年‘文化大革命’的緣故，這應算作是一個特殊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