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稅。
於是，他們就把丁稅編入田稅裡一併徵收。
這樣，不管人口是否有流失，他們的丁稅都不會少一分一毫。
至於多出來的部分，自耕農當然會承擔一些，但更多的還是在那些田地大戶手裡。
只不過，在雍正皇帝天下推出前，只是個別地方不得已而為之的舉措。
流民之禍，其實明朝就已經有了，自然也有地方官府用出這招。
“不過，在進行攤丁入畝前，還是先丈量天下田地，其他的後面再說，一步步來。”
張居正繼續說道。
魏廣德明白了，張居正已經意識到土地佔有與賦稅制度的均平問題，也在想辦法解決，清丈田地其實不過是他設想的施政方針的其中一環。
如果，張居正晚死上幾年，說不好他也會在丁稅上開刀，推出攤丁入畝這條改革政策。
“叔大兄，此事幹系可是極大啊？還記得度田令否？”
還是第一次，張居正把他對土地的改革想法說的如此詳細，要重新編制魚鱗冊，並按照此冊收稅。
可魏廣德雖然也想過，但卻不敢伸手，因為那東西一出來可就相當危險了。
古人不知道王朝更迭的原因，大多就是出在土地兼併上嗎？
當然不是，只不過知道歸知道，真正要實施起來卻是太難了，畢竟人都是有私心的。
很多朝代在建立之初，都會想方設法打擊地方豪強，其中做到極致的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其實，只要熟悉歷史的人，都會發現朱元璋在明初的一些列舉措，其實很多都是效仿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做法。
他制定的魚鱗黃冊，其實脫胎於光武帝劉秀的“度田令”。
東漢初期經農民起義後，土地問題稍有緩和，劉秀想對這一問題做出解決，便於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推行“度田令”，下令各州、郡，清查人們佔有田地數量和戶口、年紀，以限制豪強大家兼併土地和奴役人口，同時便於國家徵收賦稅和徵發徭役。
當時許多大地主擁有武裝，號稱“大姓兵長”，隱瞞田地和依附於他們的人口，反對清查。
地方官吏懼怕他們，有的貪汙受賄，相互勾結，任憑地主謊報。
劉秀以“度田不實”之罪，下令處死、下獄和黜免的郡國守相達數十人。
於是“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紛起反抗，劉秀又不擇手段地予以鎮壓，把成千上萬的地主豪右遷徙到“它郡”，從而確保了“度田”的運作，成功地解決了兩漢之際戶口田畝不實的問題，為明章之治奠定了必備的基礎和條件。
而朱元璋在明初也是如此，耗費巨大代價進行大規模普查，編制魚鱗黃冊做為徵稅的基礎，同時也遷徙豪強到京城等繁華地帶，就是不讓他們在原來的地方居住，打壓他們的影響力。
在統一戰爭中，他也藉助這些地主豪紳支援敵對勢力的機會，對江南豪族進行剪除，在明初幾乎就沒有留下多少豪門世家。
這些，都是明代能夠進行普查，編制魚鱗黃冊的重要依仗。
光武帝劉秀的“度田”國家行動，那次舉國的度田運動是不了了之最終徹底地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東漢朝的立國基礎本來就是豪族支援。
完成掃平爭奪皇權控制權的各勢力集團，最終實現國家權力統一的，豪族們支援光武帝劉秀統一皇權的努力，其動機不外乎是底定可以維護其經濟社會權益的權力代表的。
而劉秀自身的身份，亦是豪族中的成員。
也就是說，東漢朝是一個豪族的政權，正在世族以及士族化。
光武帝劉秀在這種豪族崛起最關鍵的時期，自然也就無法以“度田”的國家政策，剝奪豪族們的雄厚資產實力以及對政治權力的無限追求，因此，其“度田均稅”的國家經濟戰略也就失去了基礎。
東漢朝兩百年的國柞就在完成了豪強大地主階級的世族化以及士族化之後，最終形成一個擁有巨大經濟與社會影響的實力階級，最終走向了皇權政治的前臺，並經歷直接控制皇權的東晉王朝後，走向衰落。
之後失敗的“王安石變法”，其實也有“方田均稅法”的計劃，只是沒來得及實施，變法就近乎夭折。
現在，張居正的意思已經在魏廣德面前表露出來，清丈田地是第一步，之後就是依託田地所有者徵稅，不再按照毫無用處的黃冊進行收稅。
而第二步就是在取得的成果之上，把丁稅也編入田賦中，以此解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