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可以繼續大膽假設下去呢？只要最終可以證實假設成立就萬事大吉了。一種可能的假設就是：有高名而無事蹟的劉恢和風流名士劉惔根本就是一個人，兩人形象之所以會分化，原因在於名字的誤寫，而且從劉宋一直誤到現代，甚至連劉孝標這樣廣讀群書的注家都沒能注意到這一點。
事實上，清人吳仕鑑在《晉書斠注》中已經指出了此點，而近人餘嘉錫先生進一步發揮此說，詳載於《世說新語箋疏》中卷下《賞譽第八下》“庾稚恭與桓溫書”條箋疏，其論雲：
《晉書·劉惔傳》曰：“字真長，沛國相人也。”吳仕鑑《斠注》曰：“《世說》《德行篇》注引《劉尹別傳》作沛國蕭人。又賞譽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曰：‘劉恢字道生，沛國人。’案本傳雲：遷丹陽尹。《隋志》亦云：‘梁有丹陽尹劉恢集二卷，亡。’本傳雲：‘年三十六。’《世說》注引《文章志》亦云三十六卒。是劉恢皆為劉惔之訛。惟一字真長，一字道生。或古人亦有兩字歟？”
嘉錫案：劉惔傳雲：“尚明帝女廬陵公主。”而本書《排調篇》“袁羊嘗詣劉恢”條雲：“劉尚晉明帝女。”注引《晉陽秋》曰：“恢尚廬陵長公主，名南弟。”益可證其為一人。《佚存叢書》本《蒙求》“劉恢傾釀”句下李翰自注引《世說》曰：“劉恢字真長，為丹陽尹，常雲：‘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慾傾家釀。’”案此事見本篇，作“劉尹雲，見何次道”云云。而《蒙求》以為真長名恢，亦可為古本《世說》恢、惔互出之證。然孝標註書，於一人仕履，例不重敘。真長始末已見《德行篇》“劉尹在郡”條下。而於此又別引《文章志》，則亦未悟其為一人也。本書《言語篇》雲：“竺道潛在簡文座，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高僧傳》卷四《竺道潛傳》作“沛國劉恢嘲之”云云。《劉惔傳》不雲“為車騎司馬，贈前將軍”，此可以補史闕。
嘉錫又案：《魏志·管輅傳》引《晉諸公贊》曰：“劉邠位至太子僕。子粹，字純嘏，侍中。次宏，字終嘏，太常。次漢，字仲嘏，光祿大夫。宏子耽，晉陵內史。耽子恢，字真長，尹丹陽，為中興名士也。”所敘恢祖父名字，與本書《賞譽上》篇“洛中雅雅有三嘏”條及《晉書·劉惔傳》併合。惟仲嘏之名，《賞譽上》作“漠”、《晉書》作“潢”為異耳。而真長之名，則一作恢、一作惔，其官又同為丹陽尹。然則恢之與惔即是一人，無疑也。
餘先生此論甚長，但僅以尚主、籍貫及《隋志》、《三國志》裴註記載便斷定劉惔必與劉恢為一人，感覺說服力尚有不足。事實上徐震堮先生在《世說新語校箋》中就認為上引“袁羊嘗詣劉恢”條中的“劉恢”均為“劉惔”之誤，而於“庾稚恭與桓溫書”條不言劉恢之名有誤，言外之意，劉恢與劉惔是兩個人，只是“袁羊嘗詣劉恢”一條因為某種原因導致各版本都抄錄錯了而已。又二劉籍貫相同不足以否定二人實為一人，且《隋志》、裴注雖然均有可確定應為“劉惔”而誤為“劉恢”者，也不能據此便認為《世說新語》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因此，要證明二人的同一性，還需要尋找其他證據。而考察劉恢的歷官贈官，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按前引“庾稚恭與桓溫書”條注引宋明帝《文章志》，劉恢曾任車騎司馬，贈前將軍。《宋書》卷四零《百官志下》末尾列出一份官品，雲“凡新置不見此條者，隨秩位所視。蓋右所定也。”這缺失的兩字，一般公認為“”二字，則補全後該句為“……蓋右所定也。”也就是說，這是一份西晉官品。而《宋書·百官志》末尾列出西晉官品，並特別指出“凡新置不見此條者，隨秩位所視”，證明劉宋官員品秩是以西晉制度為本的，只有個別新置官員不在西晉官品包含範圍內，才採用“品視某官”的方式標記。同時眾所周知，劉宋官制直接承襲東晉，因此西晉、東晉、劉宋三朝的官品基本可以劃上等號。按照這份官品看，車騎司馬屬於“撫軍以上及持節都督領護長史、司馬”，官第六品，而前將軍則屬於“諸徵、鎮至龍驤將軍”的序列，官第三品。魏晉南朝贈官之制，贈官當與生前居官品級大致相等，第六品的車騎司馬如果沒有特別的表現如死於王事之類，是不可能超贈三品將軍的，而司馬為軍府上佐，車騎又是重號，如果身為車騎司馬的劉恢戰死於外，史書中也應當提及，不可能無聲無息。因此可以推斷是，車騎司馬只是劉恢歷官的某個階段，不是最終任職，其最終任職應當是三品左右的*。
既然說到車騎司馬，那就看看劉恢生活的年代究竟有誰曾任車騎將軍。劉恢受庾翼讚賞，被王濛青目，與袁喬友善，可能還是桓溫的熟人。庾翼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