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恢上司，暫且不論，其他三人年輩應與劉恢相似。按王濛公元三四五年左右（永和初）卒，年三十九，已見前引；袁喬《晉書》卷八三有傳，言平蜀後與桓溫分道擊破隗文、鄧定之叛，尋卒，年三十六；桓溫晉孝武帝公元三七三年（寧康元年）卒，年六十二，劉恢則當生於西晉懷帝公元三一二年（永嘉六年），公元三四五年（永和元年）時三十四歲。據此，則劉恢也應生活於穆帝朝前後，而其為庾翼所知，出仕應早在成康二帝之時。檢《晉書》卷七《成帝、康帝紀》，成帝朝曾任車騎將軍者有郗鑑、南頓王司馬宗、東海王司馬衝，康帝時任車騎將軍的只有庾冰。按劉恢如與桓溫年輩相近，成帝咸和元年尚是十幾歲的少年，不可能任郗鑑或南頓王宗的司馬；東海王衝任車騎將軍在成帝咸和九年（按拜車騎時已十二月，應在公元三三五年（鹹康元年）至公元三四零年（鹹康五年），當時劉恢大概是二十多歲，依其逝世年齡算來比較可能；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任庾冰的司馬，庾冰於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加車騎將軍，公元三四三年（建元二年）卒，計算起來當時劉恢應該是三十出頭。但如果三十出頭尚為六品官的話，似乎很難在三十六歲做到三品*，因此該篇採劉恢為東海王衝司馬的說法。東海王衝於成帝公元三三九年（鹹康六年）遷驃騎將軍，公元三四一年（鹹康八年）卒，《文章志》言劉恢為車騎司馬，不言轉驃騎司馬，或未隨府而轉，而是另任他職，或即出都為庾翼僚屬，故庾翼作書與桓溫，贊其才略。然自此以後劉恢任職經歷即難以考證。
到了這裡，讀者暫時放下劉恢，回頭看一下劉惔的任職經歷。《世說新語·德行第一》“劉尹在郡”條注引《劉尹別傳》，謂劉惔曾任司徒左長史、侍中、丹陽尹。又《初學記》卷十一引何法盛《晉中興書》雲（《太平御覽》卷二二零所引同）：劉恢，字真長。少清峻。與王濛為中書郎。時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恢比荀奉倩。這裡“劉恢”顯然是“劉惔”之誤，則劉惔又曾任中書郎。
按《宋書·百官志》不言司徒長史官品，但言諸公府長史秩千石，從事中郎六百石，而公府從事中郎第六品，意公府長史司馬應不低於第六品。桓溫的謀士郗超自中書侍郎轉司徒左長史，中書侍郎（即中書郎）五品，且於《宋書》所載晉官品中列於五品前列，則可知司徒左長史不低於五品；又前引王濛以司徒左長史求為東陽，晉制，郡國守相皆五品，東陽又非大郡，似亦可證明司徒左長史為五品官。依上文推測原理，劉惔為司徒左長史亦當在成康二帝時。成帝朝曾任司徒的只有王導和琅邪王司馬嶽二人，康帝時未任命司徒。按司徒府與他府不同，雖無司徒亦置長史及屬僚，蓋因其事務繁多，不可一日或缺。因此劉惔究竟為何人長史並不重要，但其在成康二朝間任此職則確定無疑。
在任司徒左長史之後，劉惔任過侍中、丹陽尹，按照《晉書》卷七三《庾翼傳》記載，尚曾任徵虜將軍、義成太守、監沔中軍事。作者認為劉惔應是先任侍中，然後以徵虜將軍出鎮沔中，而非由司徒左長史直接出鎮，原因在於東晉文武換職時儘量力求官品一致，如要鼓勵文官任武職，軍號相對原官或許會有所提升，但幅度有限。《晉書》卷七九《謝尚傳》雲：遷會稽王友，入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將軍如故。
按《宋書·百官志》黃門侍郎第五品，建武將軍為“五武”之一，第四品，這大概是由於謝尚“輟黃散以授軍旅”、行為值得鼓勵的緣故，但也不過提升一級而已。劉惔出鎮沔中，所帶徵虜將軍軍號在第三品，與侍中同階，而司徒左長史據前推測應在第五品，一個五品官員驟以三品將軍出居要地，未免資望太輕。然而，如果劉惔之前經歷過侍中一職的話，這一遷升順序就可以獲得解釋，因為侍中為清要之任，常在帝側，位望甚重；又司徒左長史遷侍中的記載雖未檢得，但郗超自司徒左長史遷散騎常侍卻見於本傳，而晉朝散騎常侍位望甚重，位次侍中而已，不似南朝之輕，則以司徒左長史遷侍中亦無不可。自此再以侍中加重號出鎮沔中，也就順理成章了。因此作者主張劉惔的升遷路線是中書郎——司徒左長史——侍中——徵虜將軍、義成太守、監沔中軍事——丹陽尹。
不過，劉惔的歷官也有問題，劉惔尚主後以駙馬都尉奉朝請，見《晉書·職官志》，之後歷官記載就直接從見於《初學記》所引《晉中興書》的中書郎開始，可是駙馬都尉雖然官第六品，但與中書郎這一要職之間輕重懸異，而中書郎關掌機要，並非僅憑某個權臣的意願就可以超越用之，雖然劉惔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