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賣國，自然有失客觀，人們也難於理解。就是做為一個平民百姓，他也知道自己是個中國人，更何況他還是中國的軍政領袖，一個對中國古老的民族、悠久歷史深感驕傲的人。
但直至全面抗戰爆發，他一直都在走著一條彎路。中國有句古語說得好：“兄弟鬩於牆而外禦其侮。”在外敵圖謀中國不已的情況下，他卻一門心思對內征剿，這畢竟是逆歷史潮流的。逆歷史潮流而終究是要被歷史淘汰的。
從蔣介石的一生來看，他還是頗有些民族心的。事實上，早年的蔣介石曾經是個民族主義者。當初他之所以投身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他頭腦中的民族主義思想使然。1904年，還是個17歲少年的蔣介石，便在寧波學習時，從他的啟蒙教師顧清廉那裡形成了“赴日留學，研究軍事，獻身民族事業”的民族思想雛型。日後他曾公開袒露過他少年時的那種富國強兵的夢想，他說：“我在本縣龍津中學肄業的當時，因為痛憤鄉里土豪的橫行。目擊我們國家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尤其在那時看到日本以上個弱小的國家，能夠發奮圖強，戰勝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龍津中學肄業不到半年，請求家母准許我到日本去學軍事，來盡到我國民一分子的義務，促成我們國家的雪恥自強。”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這種思想急劇膨脹著，撞擊著他的靈魂。幾年後，久已壓抑在心中的這種思想終於不可遏制地爆發出來。
那是1906年，他在保定通國陸軍學堂學習時，一次上衛生課，日本軍醫教官抓起一塊泥土放在桌上，輕蔑地對臺下的中國學生說道：“這塊泥土中有4億個微生物，就像中國有4億人口一樣。”
身為教官，日本人太狂妄，也太沒教養。蔣介石一聽這話，一陣怒火從心頭升起，他倏地站起身，挺胸昂首，急步走上講臺。只見他叭叭地把那泥土分成八塊，指著其中的一塊大聲道：“日本有5000萬人，是否亦像5000萬個微生蟲，寄生在這八分之一立方英寸的泥土中？”
日本教官從未想到一箇中國人，一個他的學生，就有如此大膽之舉，一時目瞪口呆，隨之大怒。理屈詞窮之際，見全班只有蔣一人剪了辮子，便一口咬定他是革命黨。蔣不亢不卑地答道：“只問你比喻對不對，不要問這題外事。”一時竟使日本教官下不來臺，臺下的張群等中國學生無不為蔣的愛國正氣所折服。課後，日本教官仍是暴怒不已，不肯罷休，找到學堂總辦趙理泰，要求嚴辦蔣介石。
蔣很是幸運，沒有碰上一個昏憒的軟骨頭。總辦趙理泰不僅對蔣介石深為同情，而且對他的敢作敢為和民族正義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後蔣介石在幾乎絕望的情況下，奇蹟般地獲得了4個赴日曆學名額中的一個，很難說與此事無關，正是那次赴日，他結識了孫中山，開始了他日後飛黃騰達的軍事、政治生涯。
留日期間，他的民族主義思想被進一步強化了。一度，他對鄒容《革命軍》愛不釋手，早晚詠誦，就是睡覺也不放下。書中的反滿思想和民族主義的論述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在給表兄單維則的一首詩中，表達了他久已積蓄在胸中的感情，詩寫道：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儼然一腔民族使命集一身的豪邁感。
然而，蔣介石的思想也像當時動盪的中國大地一樣，在不停地變化著。十餘年後，隨著他在國民黨內地位的不斷提高，隨著他個人獨裁夢想的逐步成形，他開始意識到外國列強對於他個人目標的實現意味著什麼。這時，他的那種企盼國富民強的理想開始不幸地萎縮了。在他建立起自己的獨裁統治後，昔日的那個熱血青年早已不見蹤影，出現在中國人面前的依然是一個對外妥協、對內暴政的新軍閥。中國人悲憤、嘆息，扼腕頓足，哭泣著民族不幸，詛咒著太多的變幻。
1926年1月，他在談到北伐的根本目的時，不再堅持“革命的第一目標為打倒帝國主義”了，而變為打倒北洋軍閥。當時他曾振振有詞地解釋道：“打倒軍閥是打倒帝國主義的代理人，實質上仍是打倒帝國主義。”這時潛藏在他心裡的封建意識公開化了。
從這一天起，他開始了向封建主義的轉化。
1927年3月，英美等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事件”，在無任何警告的情況下，以北伐軍騷擾領事館為藉口，用軍艦突然向中國軍民開炮，造成多人死傷。但作為中國新政權首腦的蔣介石，卻不敢義正嚴辭地向對方抗議，為中國人作主撐腰。結果第一次與帝國主義者交鋒，就軟弱無力地敗下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