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一天的第一期廬山訓團開學典禮上，身兼團長的蔣介石又一如既往前去發表了一通精神訓示。他對這些身為高階軍官的學員自然十分重視，他知道他們是成就他今後大業的棟樑，他更清楚眼下他們並非個個擁護他的政治主張。治人必須治心，治心方能正本，必須首先讓他們明白中央的真實意圖。
望著臺下戎裝筆挺、神采奕奕的學員，他頗有些激動，大聲說道：“現在總有些人嚷著要和日本人開戰。他們終不知，貿然和日本開戰，不啻自尋滅亡。現在開戰，日本真是隻要3天，就完全可以把我國要害地區都佔領下來，滅亡我中國。所以現在這個時候，說是可以和日本正式開戰，那是痴人說夢，太不知道自己，也太不知道敵人了。”
他頓了頓，望著臺下虔誠、激動、驚訝、茫然，表情複雜的一張張面孔，提高了聲調，繼續說道：“現在本黨的中心，還是要安定內亂，共黨不除，難以抗日。當然對日本，我們也絕不屈服，但要講策略，要會周旋，我們的外交方針是‘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
他的這番話倒也實實在在展現了他當時的思想，但有一句話恐怕他自己也不會相信。日本3日真能滅亡中國嗎？日後蔣介石曾譏諷“日本無政治家，無領袖，其國之危，亦可惜哉！”其實當時他就十分清楚中日兩國的實力對比，他知道中國要擊敗日本不易，可彈丸小國日本要滅亡中國也是難上加難。他所以誇大其辭，無非是想為自己的理論尋找藉口，這不過是他政治手腕中的一個小把戲而已。
他的心裡，時刻都沒有忘記他的老對手，中共和紅軍，這幾乎是他一生中的心腹大患。早在1923年，中共就已被他擯出了合作的圈子。那年，他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訪蘇時，對蘇聯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仔細觀察，他發現：“蘇聯的政治制度，乃是專制與恐怖的組織。”以他的話說，“與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他還發現。蘇聯對中國外蒙有野心。這更堅定了他不與蘇聯、中共合作的態度。不合作，那就意味著只有消滅，他的政治觀點歷來如此。因而從這一天起，當時還與國民黨密切合作的中共和蘇聯顧問便成了他開始算計的潛在對手。
日後，隨著他在國民黨中地位、權勢的不斷升高，他的這種觀念日趨強烈，最後終於導致了他對共產黨人的大規模屠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數年後，正是他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走上了專制和恐怖的道路。歷史捉弄了國民黨，也把當時貧弱的中國更進一步引向了黑暗。
實際上，他早看出了中共潛在著一股不可遏制的發展勢頭。他並不怕那些軍閥實力派，幾年間無數次的較量，各路實力人物、英雄好漢都無一例外地栽在了他的手下，但唯有中共始終是他平起平坐的一個對手。他對各軍閥遠交近攻、重金收買的手段曾屢試不爽，但在中共面前卻根本無法奏效。他明白這個具有自己的主義和信仰的組織如果發展下去，等待他的將會是怎樣的命運。所以他不惜冒著失去一切的危險，也要把這個強健的幼虎扼殺在搖籃裡。
“九·一八”事變前的兩個月，他曾公開宣稱：“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為奴隸，亦不可得。”荒謬、反動得令人稱奇，這仍是他的一種策略。日後無論他對兩廣的李宗仁，西北的馮玉祥、還是對曾在淞滬抗戰中立下殊功的19路軍，他都是置日本人於不顧，以剿滅共產黨而後快。他那種由於中共的叛亂而干擾了其抗日的藉口在他所做所為的映襯下，顯得蒼白無力，前後矛盾，他的政治私心，他的獨裁統治決定了他只能走3年“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洋務主義老路，他也不是第二個曾國藩而已。1923年他仇視蘇聯的原因之一是蘇聯對中國外蒙有領土野心。但20年後，正是他為了使蘇聯干涉中共，確保他在中國的統治，竟屈服於蘇聯的壓力，承認了外蒙的獨立，犯了連他自己都無法原諒自己的罪惡。
眼下，看著他的數十萬正規部隊對紅軍的“圍剿”取得初步勝利時，他自然急不可待地要剿滅紅軍，消滅中共，徹底地了卻他心中的隱患。對日本人，他認為時候未到。他要在自己的統治地位穩固後。在中共這個心腹之患去除後，再去會日本人。那時，即使他敗了，中國仍是他蔣介石的中國。
我們今天評價蔣介石，不應以極端的眼光看待他。他畢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人，一個善與惡共存的人，一個對中國歷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雖然他的一生有不少反動之處，但也有過對日本人絕不投降的閃光一刻。因此說他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