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慘案”，他更是完全屈服於日本的壓力之下，令北伐軍繞過濟南北上，眼睜睜地看著10多名中國外交官被日本人割鼻、挖眼，令人髮指地殘害了。這時的他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反蘇反共的所謂民族主義者了，他已純粹轉變為一個對外妥協、對內鎮壓的封建獨裁者，一個新軍閥，這既是國民黨的悲哀，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望著漸漸隱去的薄霧，愈加清晰的群山，蔣介石心有所動。他一向認為毫無隱秘的群山未必真正最美，最美的恐怕還是霧中變幻多姿、充滿神秘色彩的山巒，虛實相濟，亦虛亦實。大自然如此，人世間又未嘗不是。蔣的一生，尤其他在中國大陸的前半生，也確實忽左忽右、變化無常，這倒完全符合他的特點。
蔣介石並非一個光明磊落的政治君子，他總認為政治上的坦誠、直率是種幼稚，甚至是對政治的無知。在他日後的仕途中，他所以能叱吒風雲，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政治上的狡詐、圓滑，兩面三刀。翻閱歷史，常使人驚訝不已。僅僅在蔣介石初攬大權至“九·一八”這幾年間，他便多次處於內外交困的逆境中，有時甚至是與共產黨和幾乎整個國民黨相對抗，但最後往往總是蔣介石僥倖取勝。最後他被共產黨趕出中國大陸，對他的一生可說是一種必然的結局。但他的圓滑善變、反覆無常，和善於進行政治投機的本領，是國民黨內無人能與之抗衡的。
蔣常對人說，世上唯孫中山對他有知遇之恩，是個真正理解他、最受他敬重的人。但實際上，他對孫中山卻遠沒有他說的那麼恭敬。他不止一次地以反對個人崇拜為名，含沙射影，直接攻擊孫中山。1924年6月24日，他在黃埔軍校對學生訓話時，公開說道：“我們革命是以主義為中心，跟著這個主義來革命，認識這個主義來革命的。決不是跟著一個人，或者認識一個人來革命的。
如果跟著一個人，或者是認識一個人來革命，那就不能叫做革命，那就叫盲從，那就叫做私黨，那就叫做把他人當奴才、走狗了。“
當時在國民黨內稱得上領袖，有崇高個人威望的人，非孫中山莫屬。對人們不把他這個暴發戶放在眼裡，他早已怒不可遏，難免說話尖酸刻薄，毫不留情，“中國人的思想習慣到如今，仍舊是幾千年前皇帝奴隸的惡劣思想。”
當時的他慷慨激昂，似乎充滿民主思想和革命正氣，給學生們一個革命者無私的面孔，既打擊了孫中山，又藉機樹立了個人威信。但日後剛愎自用，容不得別人有半點異議的蔣介石，對張學良等主張抗戰的將領不止一次地吼道：“我就是革命，反我就是反革命。”這時的他不僅不再反對個人崇拜，反而一遇機會，就大肆宣傳：無論皇帝、總統還是委員長，一國沒有領袖不行。對領袖就是要絕對服從，必要時是盲從。
他的一生常常前後矛盾，判若兩人。
還是在1924年，蔣私下不知對孫中山建議過多少次取消聯俄容共政策，主張驅逐蘇聯顧問和中共，但均未被孫中山採納。年底，孫中山病故，他便突然間像是換了一個人，對任何人再沒談過反對聯俄容共之事，反而成為聯俄容共的熱心人了。
1926年1月1日，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剛從戰場凱旋歸來的蔣介石一下成了廣州的軍事、政治明星。但這次會議期間，國民黨左派和中共佔據了統治地位。第一次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的蔣再次顯示了他縱橫捭闔、巧妙表演的過人能力。在公開的演講、集會上，他高喊著聯俄容共、擁護第三國際的口號，“左”得熾熱，“左”得令人信服。就在國民黨和蘇聯顧問們真誠地為得到蔣這樣的左派而慶幸時，他們作夢也沒想到他們正在扶起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時蔣已把眼光盯在了3個月後的“三·二○”事件上了。
3月20日，蔣介石口頭命令海軍局長、共產黨黨員李之龍將中山艦等2艘戰艦開往黃埔侯用。但李之龍奉命將戰艦開去後，蔣矢口否認有此命令，反誣中共圖謀造反，對國民黨有野心，而且國民黨右派汪精衛也與此事有關係。隨之，逮捕了他的學生李之龍及中共黨員多人，包圍蘇聯顧問寓所，解除10多名蘇聯顧問聘約。4月20日，汪精衛被迫離開國民政府，亡命法國。蔣兵不血刃地排斥了中共和蘇聯顧問，趕走了國民黨異己，登上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寶座。5月，蔣又以《整理黨務案》來限制中共在國民黨的領導人數，削弱中共的地位。
他政治手腕的高明，在他一手策劃的這次事件中清楚地展現出來。雖然“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當時震動國內外，連他自己日後都承認這是國共雙方力量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