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看了同志們的發言記錄、檔案，和一部分同志談了話。我感到有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吳稚暉說：孫科一觸即跳①。因此，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壓力，不願人家講壞話，只願人家講好話。我勸這些同志要聽下去。”
他接著說：
“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麼倒臺？就是因為修萬里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要垮臺了。這是右派講的。”
毛澤東列舉了一些單位和地區有不少人反對“大躍進”的情況之後說：“現在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
“不論什麼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越要聽。我們在整風中創造了‘硬著頭皮頂住’這樣一個名詞。我和某些同志講過，要頂住，硬著頭皮頂住，聽它一兩個星期。”
“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麼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麼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於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桿子硬。我們多數派的同志腰桿子要硬起來。為什麼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蔬菜少了，頭髮卡子少了，沒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調，市場緊張，搞得人心緊張。”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那麼一點。但並不那麼多……”
聽到此處，人們明白了：主席今天的講話是對著彭德懷那封信的。
毛澤東講了去年7、8、9三個月先後有30萬人到嵖岈山公社去參觀取經的例子之後，說：“對這股熱情怎麼看法？總不能說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
與會者對毛澤東講話的鋒芒所向已非常清楚，大多數人對情況突然變得如此嚴重缺乏精神準備，感到惶惶然。
彭德懷坐在座位上，聽著毛澤東繼續講：
“第二方面，我勸另外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邊講？”
“有些人在關鍵時刻就是動搖的，在歷史大風大浪中就是不堅定的。黨的歷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又是一條路線。站不穩、扭秧歌。現在又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悲觀性。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的邊緣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里，相當危險。”毛澤東不指名地對彭德懷信中所講的“比例失調”、“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失有得”等，逐一作了批駁。接著，把他的講話推向高峰，氣憤地說：“假如（做了）十件事，九件都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
到會人員，包括平日和毛澤東接觸較多的中央領導，聽毛澤東在這樣大的範圍內提出解放軍跟不跟他走的問題，這還是第一次。誰也沒有想到問題已經嚴重到了這種程度。會場氣氛十分緊張。
毛澤東的講話，是動員大家批判彭德懷寫的那封信。之所以要發動這一場批判，是同毛澤東對當時情況的認識密切聯絡的。
對於人民公社化運動，他認為，是為人民辦了好事，群眾是擁護的。他說，群眾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非常積極。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嗎？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他們佔農村人口的30％，加上隨大流的中農佔農村人口的40％，合起來就是70％。他談到“共產風”時，說這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特別是公社一部分幹部，刮生產大隊和小隊的。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堅決糾正，說服他們。用一個月的工夫，在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下去了。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往哪找這樣一個大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幹部受到教育？！他還說：公共食堂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是好東西，可以解放勞動力，節省物資。我贊成積極辦好。
對於大辦鋼鐵，他說，1958年要搞1070萬噸鋼，是我建議的，我下的決心。其結果幾千萬人上陣，20億人民幣，“得不償失”。我看了很多討論材料，大家講還是可以搞，要提高質量，降低硫的成分，出真正好鐵。努力奮鬥，只要抓，也有可能辦得到。
對於當時的困難及其後果，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