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他向排長們說：“排長每個月薪金60萬元夠不夠？”一位排長吃驚地說：“哪能用得了那麼多！”當時正排級津貼是每月19。54萬元彭德懷象一個老管家似的向他們算起細帳：將來軍官的伙食都要自理，還要贍養父母，娶老婆，生孩子，總不能當一輩子“和尚” 吧！頃刻之間，滿屋氣氛活躍起來。待彭德懷就寢時，己是午夜12點了。
第二天一起床，彭德懷的感冒症狀已很明顯，又無醫務人員同行，陳士集勸他休息半天，可他不讓改變活動計劃。飯後，先去看炮兵陣地，發現炮位背後靠近岩石峭壁，他責問道，如果敵炮打來，彈片碎石亂飛，人員、火炮又無遮蔽，這符合實戰要求嗎？接著又沿海灘步行五、六里路，來到高牆灣村。為了察看全島地形，原定從村北登上老虎山，大家看他已患感冒，便勸他不必上山了。他一言不發，一股勁往山上走，直到頂端，一面觀察地形，一面瞭解沙灘硬度、水的深度和潮汐變化，還詳細詢問了過去日軍在此處登陸的地點、時間和兵力。下山後，彭德懷若有所感地說：“戰鬥打響以前，幹部多辛苦一點，戰士就能少流血。平時我們當領導的多辛苦一點，戰時就能避免很多戰士和人民的犧牲。”
下午航行時，陪同的幾位領導人商議，下決心改變航向，繞過岱山島，直駛舟山島的定海縣，登陸到駐軍醫院為彭德懷作治療，因為他的病情又加重了。
2月3日，啟程察看象山港、穿山港，隨後從鎮海上岸，到駐軍營房住下，在勘察了寧波地區後，乘汽車經紹興到杭州。2月8日開始北行，勘察錢塘江北岸。出發之際，彭德懷發現有人往汽車上裝紹興酒，即問隨行參謀許之善：“酒是哪裡來的？” 參謀答：“有買的，也有送的。”彭德懷頓時怒容滿面，厲聲問：“誰送的？送誰的？哪個出的錢？”在場的浙江省軍區和省委領導等送行人員和保衛人員面面相覷，氣氛驟然緊張起來。彭德懷接著又大聲問：“伙食費算了沒有？”參謀答：“這裡的算過了，‘南昌’艦堅決不收幾個首長的，不給算。”彭德懷聽了更是火上加油，斥責道：“已經講過多次，為什麼就是不執行？”參謀一肚子委屈，沒有辦法分辯。這時，省委書記譚啟龍站在彭德懷身邊說：“下面同志辦事太簡單，好心辦了糟事。”轉過臉向送行的人說：“那些酒，看他們需要多少，帶走的都按市價付錢，帶不走的退回去！”陳士集接著說：“今天要勘察的地點很多，上車走吧！”彭德懷勉強息怒，轉身向送行的幾位領導人握手告別。
離開杭州，一路上在海寧、漱浦、乍浦、金山嘴和拓林等地停車仔細察看，當晚返回上海。
2月11日，勘察長江口的崇明島。島上駐軍團長來迎接，準備請到團部稍事體息。彭德懷說：“先到陣地去。”沿途他向團長詢問長江口過往船隻及國外軍艦上的火炮效能等情況，團長都未答出。在一處炮陣地上，彭德懷看到炮位和彈藥所距離很近，又無防護措施，就對著連長有些責備地說：“為人民服務，你這個連長就是要為全連服務，你們彈藥所離火炮這麼近，一發炮彈擊中，全連的人和炮都完了，你還服什麼務？！ ”轉過身來，看到團長，這時，壓制在心頭的怒氣，禁不住迸出來：“你這個團長怎麼當的？應當撤職，送軍法處！”陪同的海軍副司令羅舜初走向前去解釋說，火炮陣地設計是上邊定的，是外來的。又說，要看的地方已看完，到團部去談一下吧。彭德懷才從陣地離去。中午在團部吃飯時，彭德懷發現團長未到，就派人找來，讓團長坐在自己旁邊，溫和地說：“我今天又說了錯話，不該說把你撤職，送軍法處，現在向你道個歉吧！其餘的話你認為不對也可以批評，但飯還是要吃啊！”團長的心情雖未恢復平靜，但仍連忙說：“首長批評得對，是我的錯。”
2月14日，正是春節，彭德懷一行從上海回南京，中途在蘇州下車，乘汽車去視察倉庫。彭德懷看到門窗、出入口等都不適合戰備要求，又嚴厲批評一頓，說領導人不深入現場，不發現和解決問題，是嚴重官僚主義。到南京後，向政治部主任唐亮和己歸來的張愛萍交談了視察中的問題。於2月17日回到北京。
1956年3月，彭德懷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戰略方針的報告，題目是：《關於保衛祖國的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他在這個報告裡，把50年代前期毛澤東和軍委關於戰略指導思想的指示和決定，綜合起來作了全面闡述和發揮。後經中共中央批准下發，用以統一全黨全軍戰略思想，指導全國全軍的戰備和軍事工作。彭德懷於1955年下半年把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擺在軍事工作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