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上的（居民），有證明的留下，重大嫌疑的遷走，但這是極少數。內伶仃的居民全部遷走，要不得，這是單純軍事觀點。”對於當時按照顧問意見構築的一批海岸炮陣地，彭德懷每次看到都要發脾氣，從山東一直批評到海南島，還把具體情況報告給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這批海岸炮，是抗美援朝開始以後，為加強沿海防務，從蘇聯進口的幾十個連的火炮，按顧問的設計構築了陣地。彭德懷在報告裡說：“所有這些陣地都出於一個公式，戰術缺點很多而且嚴重：陣地完全是露天的，對空毫無遮蔽；火炮位置放在最前沿，胸牆很薄（30——50公分水泥，僅能防彈片）；炮和炮之間距離很近（每門炮相隔40公尺，中間安放彈藥庫），而且等距離排列在一條直線土，只要有一枚凝固汽油彈或重磅炸彈落入陣地，全連火炮和彈藥都有被毀的危險。到了戰時，在敵人飛機轟炸和艦炮射擊的情況下，不待發揮作用就可能被敵火力摧毀。”這些炮陣地的設計，在蘇聯有強大空軍掩護，有大、中型口徑火炮的海岸防禦火力配系，或許是適用的，但照搬過來，就是完全脫離中國實際的戰術思想。
彭德懷對待顧問提供的建議和經驗，絕不盲目採納，絕不機械照搬。但是在有的問題上，他的看法和做法也不是沒有矛盾的。對於軍隊是否學習蘇軍實行“一長制”的問題，就是一例。1953年上半年，他曾一度設想和準備在軍隊中實行“一長制”。在一次軍委例會上，他提出軍隊團以上的政治部（處）可以不設政治部（處）主任一職，其職務由該級政治委員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幹部培養為軍事指揮員。並且將這個建議作為軍委決定通知全軍實施。他的這一建議，當時有些人認為這是降低了政治委員的地位，削弱了政治工作，受到明顯的抵制。就在這個期間，總政治部起草的《軍隊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送交軍委討論，軍隊是否應當實行“一長制”的問題，又發生了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彭德懷認為主張“一長制”的那種意見“是有道理的”。同年4月中旬，軍委審查《內務條令》修改稿時，彭德懷把有關營教導員和連指導員的職責全部刪去，也表現出他準備首先在營、連兩級試行“一長制”的想法。到5月間，他在同總顧問的一次談話中，更直截了當地說“準備十年之後實行‘一長制’”。
50年代，在軍隊中實行“一長制”的主張，是遭受多數幹部反對的，特別遭到政治工作幹部的強烈抵制。在這種情況下，彭德懷曾找過不少幹部交換意見，最後他終於改變了原來準備實行“一長制”的主張。在同年10月準備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階幹部會議報告時，提出軍隊必須實行的是“黨委集體（統一）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而不是“一長制”在報告中曾列為專題詳細闡述。以後的幾年中，他對“一長制”的思想，甚至還作過不止一次的批判。
學習蘇聯經驗，軍隊和全國一樣，到1956年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在這以前，領導上強調的主要方面，是要把蘇聯的一切先進經驗都學到手；在這以後，強調的則是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彭德懷在1957年2月到南京軍事學院，批評該院學習工作中“教條主義相當嚴重”，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提出的。
在1956年3月17日的一次軍委會議（有各大軍區的首長參加），黃克誠傳達說，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對於軍隊如何保持優良傳統的問題曾有指示，即在實行軍銜等一系列正規制度之後，擔心我們軍隊的優良傳統不能很好保持，如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政治工作、群眾路線、黨委領導等，應該引起嚴重警惕。讓各軍區、各院校、各部門加以檢查。很明顯，這些問題是和如何學習蘇軍經驗有著密切關係的。
同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著重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外國經驗，“不能盲口的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同年，《人民日報》編輯部在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以後，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明確提出反教條主義的問題。隨後，在同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檔案的通知》，進一步提出“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
當時軍隊在有組織地深入學習這些文章和檔案中，許多幹部的思想認識起了變化，學術研究空氣活躍起來。特別是軍事訓練系統中，在如何學習蘇軍經驗問題上發生了激烈爭論。這種爭論當時在南京軍事學院更加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