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蔣介石鎮壓福建人民政府後，集中兵力對付中央革命根據地，命令彭德懷率東方軍再次入閩。這時，時機已被貽誤，彭德懷亦無回天之力。東方軍再次人閩作戰，由於彭德懷的巧妙指揮和指戰員的英勇作戰，雖屢戰皆捷，但臨時中央推行錯誤路線，使東方軍在福建浴血奮戰所取得的勝利，對反第五次“圍剿”未起到什麼作用，也未能實現支援十九路軍福建事變的戰略目的。
蔣介石在第四次“圍剿”慘敗後，不顧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侵略的擴大，積極進行第五次“圍剿”的準備。他一面向美英等國大量借款，購買飛機、大炮；一面聘請外國軍事顧問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培養“圍剿”的軍事骨幹。受訓軍官畢業後，蔣介石贈送每人一把上刻“不成功便成仁”的短劍，以激勵部屬為其賣命。
1933年9月下旬，蔣介石調50萬軍隊，分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撲來，開始了空前規模的第五次“圍剿”。對這次“圍剿”，蔣介石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戰略。在政治上，加緊實行保甲制和連坐法，加強特務活動和組織地主武裝；在經濟上，對蘇區進行嚴密封鎖；在軍事上，採用持久戰和堡壘主義。軍事部署是：北路軍共計33個師又3個旅，由顧祝同任總司令，主攻中央蘇區。以陳誠為總指揮的第3路軍是“圍剿”的主力，依託堡壘向廣昌推進，尋求紅軍主力決戰；南路軍計11個師另1個旅，由陳濟棠任總司令，阻止紅軍向南發展。西路軍何鍵和浙贛閩邊趙觀濤所部，分別擔負攔阻紅一方面軍向贛江以西和贛東北機動的任務。
9月28日，北路軍攻佔黎川，“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震驚於一城之失，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不失寸土”的錯誤方針，急令紅三軍團北上就敵，“首先消滅進逼黎川之敵，進而會合我撫西力量，全力與敵在撫河會戰”③，推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
彭德懷在閩北接到命令，同滕代遠率部回師江西，向黎川方向前進。10月6日，紅三軍團于飛鳶不期與敵周渾元六師遭遇，經過一天激戰，佔領洵口，生俘旅長葛仲山，取得第五次反“圍剿”一個意外的序戰勝利。但“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不分析這次勝利的偶然性，強令紅三軍團轉到外線，攻打硝石。硝石位於駐有重兵的黎川、南城和南豐之間，處於敵堡壘群中心。彭德懷致電中革軍委力陳硝石不易強攻，應以一部作有力佯攻，調動援敵，打擊其策應部隊。彭德懷的建議幸而獲准，避免了嚴重的損失。
10月24日，彭德懷和滕代遠根據敵人改變戰術，就紅軍應採取之戰略方針致電中革軍委，提出：“敵人正在大舉集中的時候，利用堡壘掩護，使我求得運動中各個擊破機會減少”，“我軍需要充實主力，儲集力量”，“切忌主力擺在敵壘周圍，疲勞兵力”。而“應採取遊擊動作，發動群眾封鎖敵人，截擾敵人，並在群眾掩護下才可發揮機動作戰作用”。翌日，又電中革軍委，提出一、三、五、七軍團須要立即充實起來，不宜分離作戰的意見，他懇切地說：“望以遠大眼光過細考慮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
上述意見均未被採納，彭德懷反遭到批評，中革軍委要彭德懷對軍委的整個戰略部署切實執行，不能提出與方面軍戰役意圖相反的意見。
12月12日，國民黨軍隊以5個師的兵力，分3路向團村並進。這時，彭德懷正發瘧疾，看到戰場上硝煙四起，人仰馬翻，戰士們英勇殺敵，病情頓時好了一半。但他知道紅軍兵力寡不敵眾，達不到殲滅敵人的目的，要打也只能打個擊潰戰，遂下令撤出戰鬥。
後來彭德懷寫詩描繪這次戰役：“猛虎撲羊群，硝煙瀰漫；人海翻騰，殺聲沖霄漢。地動山搖天亦驚，瘧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塵埃沖天，大哥（紅一軍團）未到，讓爾逃生。”
1933年歲暮，滕代遠奉命調離紅三軍團，去瑞金任職。彭德懷和紅三軍團幹部對滕代遠十分不捨，彭德懷幾次向中央請求讓滕代遠留任，未獲同意，與滕代遠依依而別。
新任紅三軍團政委楊尚昆很快就來了。彭德懷見到這位不過二十五六歲，曾留學蘇聯的新夥伴，爽快地說：“你來了，我很高興，我們以後齊心合力幹吧！”
從這時開始，彭德懷與楊尚昆也結下深厚的友誼，行軍宿營，常促膝長談到深夜，傾吐彼此的經歷，憧憬革命的前程，一起度過了中國革命最困難最艱苦的階段。
1934年1月中旬，中共臨時中央於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頂點，其路線得到全面推行和貫徹。在軍事指揮上撤銷紅一方面軍總部，所轄各軍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