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摸底，但他非常重視這一事態的出現，認為對閩北戰局有利，所以對談判持積極態度，並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先以個人名義與十九路軍接觸，在十九路軍承諾若干條件下再進行談判，希望得到指示。9月23日1時中革軍委回電，提出與十九路軍談判的先決條件：（一）十九路軍停止軍事進攻與經濟封鎖，我軍在將（樂）、順（昌）行動，彼方不能干涉；（二）釋放在福建監獄中的政治犯，保證反帝組織的自由；（三）發表反日和反蔣的政治宣言。在接受上述條件後，才能考慮雙方訂立停戰協定。還指示說：“蔣蔡此種行動極有可能系求得一時緩和，等待援兵之計，我方得警戒，並須嚴加註意。”
9月23日，彭德懷、滕代遠和袁國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王臺與陳公培談判。當日，彭德懷將談判情況及與陳公培接觸中瞭解到的十九路軍動態電告中共中央及中革軍委，說：十九路軍主動與紅軍聯絡謀求談判，是因為他們處境困難。陳銘樞與蔣介石積怨很深，矛盾尖銳，因而主張聯共反蔣抗日。蔣光鼐支援。其高階軍官師旅長們，畏懼紅軍的英勇，亦都同意。李濟深與陳同病相憐，贊成反蔣。可見，彭德懷經過接觸已消除了對十九路軍意圖的某些疑慮。
蔣光鼐、蔡廷鍇收到彭德懷9月22日的回信後，十分高興。10月上旬，派陳公培陪同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前往瑞金與中共中央談判。徐名鴻在大革命時期，曾任北伐軍十一軍政治部主任。這次到瑞金帶來十九路軍領導人給毛澤東、朱德的信，再一次表示願與紅軍共同反蔣抗日。在談判過程中，徐、陳受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的熱情接見，進一步堅定了反蔣抗日的決心。1933年10月26日，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全權代表潘健行（潘漢年）和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全權代表徐名鴻訂立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其主要內容是：雙方立即停止軍事行動，暫時劃定軍事疆界線；雙方恢復商品貿易，採取互相合作原則；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軍方面贊助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並允許出版、言論、結社、罷工之自由；在完成上述條件後，雙方應於最短期間，另訂反日反蔣具體作戰協定。
協定簽訂後，十九路軍領導人感到無後顧之憂，遂聯合一部分反蔣勢力於1933年11月20日，發動了“福建事變”，宣佈脫離國民黨，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樹起反蔣獨立的旗幟。福建事變後，蔣介石在南昌決定立即興師入閩，鎮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從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的部隊和江浙地區抽調十萬餘人，分幾路從蘇區邊沿地區透過，向福建進攻。這本是紅軍截敵殲敵，支援十九路軍的最好時機，但中共臨時中央忽然改變了態度，說福建人民政府比國民黨蔣介石還壞，更帶欺騙性，“它的一切空喊與革命的詞句，不過是一種欺騙群眾的把戲”①等等。
“左”傾錯誤領導者，就這樣輕率地否定了福建事變反蔣抗日的進步作用，以致未派紅軍支援十九路軍，也未能利用蔣介石對中央蘇區採守勢的大好時機殲滅敵人，以打破國民黨的第五次“圍剿”。
彭德懷這時力主支援福建人民政府，認為“福建事變是國民黨內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變後抗日派和親日派鬥爭的繼續和發展”，“不支援十九路軍，中央蘇區的一翼失去了依託，政治上就拆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橋樑”，主張應利用這一新形勢，“打破蔣介石正在準備的第五次‘圍剿’”②。於是，他再次向中央提出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誌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① 彭德懷提出的這個建議，同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所說的“福建事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② 的意見完全一致。可惜彭德懷的正確意見不僅被否定，還被斥為“冒險主義”。
不久，蔣介石以“討逆”為名調遣10萬大軍進攻福建人民政府，又以高官厚祿收買十九路軍將領，使其內部分化，至翌年1月，歷時五十幾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敗。中共臨時中央雖已意識到與福建人民政府有唇齒關係，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