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教訓了他們多次之後，他們才知道自己那些武裝起來的烏合之眾和英王的軍隊差別太大。根據後來發生的事件來看，很顯然要不是我們狠狠地教訓了他們一頓，我們就不會有任何進展。格玉的屠殺只是將無法避免的事件給提前了。是由於藏人的愚蠢，才使我們捲入了戰爭的旋渦。要想讓他們認識到英國是一個真正強國，英國的軍隊需要認真對付，就非得殺掉他們幾千人，否則就沒有指望。
那麼，面對西藏正在被野獸們的鐵蹄踐踏之際，此時的“大清”在做什麼？
令你想象不到的是，當時的滿清駐藏大臣有泰，竟然也有著和英國人極其相似的想法。他在給清政府外務部的電報中，把英軍的進犯和勝利當作迫使藏人服從清朝的一個機會，“今欲折服其心，非任其戰，任其敗，終不能了局。……倘番眾果真大敗，則此事即有轉機，譬如釜底抽薪，不能不從吾號令也……”有泰認為西藏戰敗可以給藏人教訓，也可以證明咱大清和駐藏大臣的投降和妥協政策是多麼的正確，因為有泰和他的前任都曾反覆地警告過藏方，要避免釁端，要與英國人磋商妥協，不得以武力抵抗，否則戰爭一經開始，後果必定是慘重的。既然你藏人不聽，拒絕與英國人談判，也不讓駐藏大臣調解，自嘗苦果就是活該。所以，有泰在戰事緊迫、藏軍連連大敗之時，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態隔岸觀火，甚至還有心思帶著手下人給他買來的西藏女人，到拉薩附近的柳樹林裡唱歌跳舞，瀟灑走一回。
一九○四年的八月二日，踏著血泊前進的英國“使團”開進了他們的目的地——拉薩。年輕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帶領可憐的一小股隨從，被迫流亡蒙古。面對著高聳於拉薩上方的布達拉宮輝煌金頂，英國人發著難以抑制的自豪之感和對西藏人的蔑視，“喇嘛用盡了他們在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手段阻攔我們，他們依靠中世紀的武器和各式各樣的雜牌現代武器同我們較量，他們舉行了求助於天的儀式，整天誦經，一本正經地詛咒我們，然而我們還是過來了。”
駐藏大臣有泰不僅沒跑，而是興高采烈地牽牛拉羊“犒勞”佔領了拉薩的這些英勇的英軍將士。不僅如此，還早在英軍走在血泊中的時候，他就寫信對英國人的“長途跋涉”表示深切的慰問，說他曾向達賴喇嘛力爭，不應該對送給我們西洋文明的英國朋友們“無禮至此”，併為藏人的野蠻和無禮“深引為羞辱”。
在拉薩，有泰和那位一直渴望著為大英帝國建功立業的冒險家和“意志堅強”的帝國司令官榮赫鵬真是相見恨晚，從見面伊始，倆人就互相傾訴著對藏人的仇視和厭惡，他們共同認為“藏人實一極端頑固之民族”。有泰對因西藏人的抵抗給英軍造成的“困苦之經歷”，再次表示深深的歉意。榮赫鵬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餘因過去數年中迭與頑梗愚昧之藏人作長時無謂之晤見，今得晤此君，亦殊感欣慰也”。後來，由於有泰的這種醜惡行徑嚴重破壞了大清的形象，大清政府將有泰撤職查辦，榮赫鵬還對此抱以非常的不滿，認為中國任命駐藏大臣，就應當選用有泰這樣的一流人物。
在英國入侵者的槍炮下和鐵蹄下，在那個自稱是天朝上國的大清善意庇護下，西藏對外開放的大門終於被開啟了。在西方自由文明的光輝照耀下，西藏的貿易額幾乎以一年一倍的速度在遞增。
可是，西藏到底從這種開放中真正得到了什麼呢？
在拉薩的市場上，暢銷著由英國和英領印度輸來的呢絨、鼴皮、細棉布、粗白布、搪瓷器皿等廉價的英國商品。每年都有總值約四萬到五萬盧比在拉薩滯銷的英國商品，還要被運往更深入的康定和昌都。在大肆傾銷的同時，英國人還利用公開的詐騙和不等價的交換，開始大肆掠奪西藏的原料。他們低價收購西藏原料，高價在西藏出售英國的輕工業品和半製成品。從西藏出口的皮革價格比英國的低十一倍左右，羊毛價格低四倍多……
毛澤東主席曾經指出，“帝國主義到處致力於保持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剝削形式（特別是在鄉村），並使之永久化，而這些形式則是它的反動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礎。”
英國正是如此，他們不但力圖保持西藏農奴主的前資本主義剝削形式，而且還和西藏農奴主互相勾結，共同剝削和壓榨西藏的廣大窮苦農牧民，干預其經濟和政治。他們在西藏的各大城市駐有軍隊並建有軍事設施。在亞東、江孜等地，以護商為名，都駐紮了他們軍隊，並設有“護商代表公署”。
《康藏軺徵》中這樣介紹，“江孜為英人侵藏大本營，有郵局、有電報、有軍隊、有醫院。郵局純為英國人商辦，既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