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先進工人刮鬍子。於是，工人就拿來刮臉用具把鬍子刮好，穿上燙得平整的襯衫，並結好嶄新的領帶，然後站在車床旁準備拍照。在他拍照地方的牆上還掛著響應號召的標語。
納？格沃茲佳克分析說，有些照片“顯得裝模作樣”的原因，是由於編輯未能對攝影記者的工作提出嚴格要求，也沒能與發表在報紙上一些有缺點的照片進行無情的鬥爭。
阿？古謝夫直截了當地把大量公式化照片產生的原因歸結為，是忽視攝影報道方法的結果；是記者導演、干涉的結果；是由於記者不努力探求真實的生活，反而使生活去遷就屢次的實驗或假借其他千篇一律的構圖形式的結果。
但是，在讀者的憤慨聲中，那種擺佈的拍攝方法還是被肯定了下來。阿？古謝夫對此有所記述。
另一位攝影記者伊？格羅傑斯基還提出，報紙上的照片不能令人滿意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攝影記者往往費力迎合編輯的要求的緣故。這使得報紙上經常出現類似的“工人在檢查已製成的零件”，或“養豬女工抱著小豬”這樣的照片。
編輯部最後的結論是，讀者“一致反對導演式的拍攝方法，並且一致地認為，必須認真地培養攝影記者”。
雖然同一時期，中國大陸新聞攝影界也在爭論類似的話題，但，奇怪的是，蘇聯新聞攝影界這些爭論並未引起中國同行們的足夠關注。相反，那些意識形態領域的高調，卻在這裡的新聞攝影領域播下龍種，長出跳蚤來。
社會主義大家庭聚會
1958年9月初，蘇聯、中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爾巴尼亞、*德國、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朝鮮、越南等11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通訊社攝影部和圖片社領導人，齊聚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相互交流工作情況和經驗，研究如何提高新聞攝影報道的質量；如何加強相互間的合作等“重要問題”。會議期間，由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共和國協助，匈方負責主持了“社會主義國家國際新聞攝影展覽會”。11個國家的332張作品參展，被匈牙利一位評論家稱為“內容很充實，多樣、真實地反映了社會主義的重要事件和廣大人民的生活；在技巧上很多作品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大家認為這是布達佩斯歷次舉辦的攝影展覽中，內容最充實的展覽會”。
同為社會主義“大家庭”成員，彼此又有“兄弟般的友誼”，自然就可以敞開心扉，談論一些這個家庭內的事情。沒有外人，更沒有敵人，那就不用一味地說好聽話，問題也可以談。作為東道主，匈牙利通訊社攝影部主編包特？費倫茨著力強調說：“我們都是一個家庭的成員，有我們共同的問題，也有我們共同的任務。當然，來參加會議的各個國家的代表，都是在自己國家這一行當說話算數的人，因而，這樣的會議除了確立大家庭成員之間的遊戲規則外，還有攜社會主義‘國際’之力，左右國內新聞攝影格局，弭平異己之功效。”
會上，包特？費倫茨對展覽會籌備情況及各國展覽照片進行了評價。他對1956年“北京會議”的議題進行了回顧。
1956年在北京舉行的兄弟國家通訊社社長會議上，曾一致認為我們的攝影工作還沒有成為宣傳和鼓動工作的強有力武器，還沒有足夠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因為我們照片的表現力和說服力還弱。因此，在北京決定社會主義各國要提高新聞攝影技術水平，應該把新聞攝影變成鼓動和宣傳的有力工具。
此次“布達佩斯會議”，繼續延續兩年前的話題，並開始形成、強化社會主義國家新聞攝影領域相似的觀念、意識及話語體系與操作模式。
包特？費倫茨談論了“幾個原則問題”。
照片具有很大的、教育群眾的力量，因此是宣傳和鼓動工作的重要工具。
只有當我們的照片確實有相當的表現力、說服力時，有一定的鼓動意義和藝術水平時，我們才能把潛伏在照片中的偉大教育力量發揮出來。
我們的攝影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我們要有助於人們進行社會主義的思想改造，我們的工作一定要永遠以這個最基本的目標為準繩。
透過對各國事先送達展覽照片的研究，包特？費倫茨發現了“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兩年來“北京會議”提出的目標不但沒有實現，而且還受到“削弱”。他追問道：
是什麼東西在過去幾年來削弱了我們攝影工作的鼓動力量？我們應採取什麼方法才能使我們的照片成為更有鼓動力，政治上更有用的東西呢？
包特？費倫茨認為，這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