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著。在他看來，塔斯社的攝影記者們都極其關心政治，有著很高的工作效率，技術素養高，並且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對新聞攝影事業有著強烈的事業心。
他們認為自己的每張好的照片，都是對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的一點貢獻，因而他們真正懂得自己的責任、熱愛自己的工作，並竭力提高自己，以求在這個事業中創造更大的成就。
袁苓推演道，正因為他們能夠這樣對待自己的事業，創造出像樣的成就，才得到人民的歡迎，受到社會的重視。他巧妙地以自己為例，列舉、批評了同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種心態：
我曾經在他們這種豪邁的氣魄的感動下有過內心的自我譴責，因為我過去曾經在某些對新聞攝影工作輕薄的流言蜚語面前表現過沮喪，也曾經因為某些同志由於對新聞攝影工作誤解或不瞭解而表現的冷淡生過悶氣，這完全是不應該的。
袁苓對蘇聯攝影的想像並不是個案。此類有關蘇聯新聞攝影浪漫而又詩意的描述，反過來構成了當年中國大陸新聞攝影界權力階層的特殊語態——一種道義—權力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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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嗎
與一些親歷者的轉述不同，同在1957年，中國大陸新聞攝影界翻譯過來的“蘇聯攝影記者對報道問題的討論”文章卻呈現出另一種景觀來。這些文章承認，蘇聯的“報刊上充滿大量由於業務水平不高而拍出的缺少表現力的、公式化的單純*照片”①。
這些操作層面上的矛盾，並無更加深刻的追問，使得那些浪漫描述與想象不再那麼富有詩意。而在諸多中國新聞攝影一線，無緣去蘇聯學習的同行們心目中，這才是真相。蘇聯同行的狀況，有人覺得應當以此為戒，但也有人從中找到了可資模仿的樣本。
《蘇聯攝影》討論文章中，作者雅可夫？吉克描述說，攝影記者在蘇聯新聞攝影界早就獲得了應有的，也可以不誇張地說，榮譽和地位。但，這種評價可能會導致人們認為“我們部門裡一切都是令人滿意的了”。而事實上，報紙上的圖片還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在編輯部，攝影記者們時常不能在工作中充分發揮作用，也沒有為他們的創作活動提供更多的有利條件。在好多地方的編輯部裡都存在著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圖片只不過是報紙上生動的“補白”。與其說這個“補白”與報紙內容有關，倒不如說和報紙的版面有關。
在報紙的領導層面，當他們想到某些報道需要進行攝影採訪時，才會想起“完全處於次要地位的攝影記者們”來。而對於攝影記者們來說，他們既不能參加預先的討論，有時甚至不熟悉相關情況，也不瞭解報道的目的是什麼。
攝影記者們的工作狀況如何呢？雅可夫？吉克回答道：“我們往往從一些圖片中看出造假的痕跡。”他列舉說，有些攝影記者不觀察生活，不記錄生活現象，只為自己的方便去組織這些現象。這樣拍攝不是人們在其環境中的自然行為，而是某種故意行為。這就造成了報紙上的很多圖片都相當單調，更不用說構圖平庸了。
雅可夫？吉克掩飾不住自己的遺憾之情：
總之，很遺憾的是報紙上發表的攝影作品中很少能表現出作者的風格，他對生活的看法，和他對所見事物的態度。
討論過程中，歐？尼古拉耶娃也對蘇聯報紙上圖片的狀況發表了類似的看法。她提出，在報刊上遇到的很多圖片一點都不能說明問題，印出來的圖片讀者不相信，或者說看見的不是攝影報道，不是特殊的生活紀實，而是缺少經驗的“導演記者”的“創作”。圖片應該反映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可是，當讀者看到那些千篇一律、公式化、無表現力的攝影作品時，對攝影報道的內容就會產生懷疑。①
這一年，《蘇聯攝影》編輯部還就“產生圖片公式化”的原因進行了專題討論。這種討論參與者多用實實在在的語言，針對具體問題，列舉的例子也十分生動，因與中國大陸新聞攝影介面臨的問題類似，所以多為中國同行們熟悉。②
這次討論收到的讀者來信，幾乎全部提到了新聞攝影報道中的公式化問題，報刊上仍有不少表情呆板、興味索然和擺佈的圖片。編輯部的結論是：這些圖片很少能夠引起讀者的興趣。
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麼呢？
伏洛維茨克地區《拉吉揚西卡？維爾赫文拉報》編輯納？格沃茲佳克說，主要原因是沒有摒棄導演式的拍攝方法。他說自己不止一次看到這樣的例子。
攝影記者先在車間挑選了一位先進工人，就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