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材和作品的真實程度問題密切聯絡著”。
他舉例說，我們的新聞攝影工作幾年來，“過分帶有記錄性質”，把對社會主義社會日常生活，特別是人的描繪放到了次要地位。他承認，大家庭中的一部分照片不夠真實地反映實際，也不夠生動，以為它並沒有反映社會主義社會中的生活，沒有反映出人在這種複雜的、多種多樣的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創造力。
在我們的照片中，經常出現一種人為地加以選擇的東西。經常有這種情況，當我們決定攝影題材時，不是從實際出發而是從想象出發。然後我們再根據這種想象拍攝照片。
這種取材法不僅形成了從形式上來解決問題，而且也歪曲了內容。
因此，我們有很多照片沒有應有的表現力和說服力。
中國代表，新華社攝影部主任石少華回國後寫出的“書面材料”中稱：“大家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新聞攝影報道的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真實、充分地反映生活。”但目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還有“共同的主要缺點”。這主要表現在：“我們對工人、農民的勞動反映得不夠。我們反映工人、農民的作品不如反映演員的作品生動，原因是新聞攝影記者對工人、農民的勞動生活了解得還不夠深、透。”石少華稱，我們對工人、農民都欠了債。包特？費倫茨也提出說，在匈牙利參展作品中，“沒有找到一張反映農業生產的好照片”；“沒有一張真正表現出社會主義的英勇的創造性的勞動和勞動人民的生產熱情”；“在批評捷克的材料時也應該提到，其中也缺少介紹農民生活的照片”。蘇聯的材料裡，也缺少介紹集體農莊的照片。
“我們的表現技巧還有落後於報紙的需要，而且落後於現有條件的可能。”石少華舉例說，有些代表指出，一些作品存在公式化傾向，同時，也有些代表批評了個別作品的自然主義的傾向。他提出，攝影記者應該努力使自己的照片有說服力，應該生動地把最本質的東西反映出來。包特？費倫茨則要求“在我們的攝影工作中，獨特的風格必須代替平淡的公式化”。
石少華提出，應該鼓勵攝影記者擴大報道面，大膽運用各種各樣的形式去反映生活，以擴大和加強新聞攝影報道的戰鬥作用。
在1958年9月，社會主義國家通訊社攝影部和圖片社領導人大團圓，共商新聞攝影大計這樣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包特？費倫茨提出了“我們”——社會主義大家庭新聞攝影工作目前面臨的“主要任務”，再一次強化了這一家庭的共同話語模式、語彙及作為身份認定標識的語氣。
把堅定的政治目的滲進我們的工作中；在特定的任務基礎上努力反映我們的現實生活；發揮我們的描繪和表達的才能；應繼續不斷地發展我們的技術才能，我們要積極地搞出愈來愈多的真正的攝影報道。這樣我們的照片就將更真實、更有情感、更有真正的說服力、更有藝術性和宣傳性。這樣我們的攝影工作才真正成為共產主義宣傳的有效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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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前言與後記（1）
1959年10月國慶十週年巨型獻禮之作，由毛澤東親自題名的《中國》畫冊，令人驚奇的是沒有通常的前言與後記。整書全部文字只是在尾頁註明了拍攝者名單與簡略的作品名稱。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說，這本集大成畫冊的出版都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都是編者藉此陳述1949年以後的攝影狀況，樹立規範，褒獎主流，指陳時弊，規定方向的時機。但是，這一看似理所當然、會適時出現的文字，卻無端地缺席了。
作家老舍這樣描述了自己見到《中國》畫冊時的欣喜之情：
我得到一本《中國》畫冊。多麼大，多麼美，多麼動心的畫冊呀！誰掀開它能不驚歎，能不看了再看呢！這是用照片組成的一部解放史詩啊！
然而，畫冊本身卻沒有留下有關攝影的文字。
重達13市斤，厚度英寸，共有545頁的六開本巨型畫冊——《中國》本身就是“大躍進”的產物。封面以三種不同材料分別繡、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及毛澤東主席手書“中國”二字。它是在“黨中央的關懷下”和“中國畫冊編委會的具體領導下”編輯完成的，“人們稱讚它是新中國輝煌十年的見證，詩人則贊它是一部‘偉大的史詩’”。
畫冊總主編為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1958年12月2日，文化部、新華社就這本畫冊的編輯問題召集有關單位進行座談。經過討論，會議確定畫冊的編輯方針是：綜合、全面地反映建國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