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弄清問題和提高”。
那麼，一個攝影記者，在1956年，如何進行自己職業生涯的“危機公關”呢？這次“危機公關”關涉了哪些當年帶有普遍性的問題呢？
袁在答辯開始，便表明了自己的姿態：
我個人很歡迎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三位同志從另一個角度檢查了我在汽車廠工作的情況，特別是提出了我在工作中需要進一步解決的重要問題。直到目前，我在實際工作中表現方法的確存在一些問題。
對應於上述田建之對“檢查員”一圖問題的陳述，此處袁所用的“檢查”一詞，似乎與之呼應，並使得應答者看似增加了一些輕鬆的意味。但很快，他就把問題歸結到“實際工作中表現方法”這一操作層面上。
在進一步展開之前，袁表明自己的工作態度是：
在汽車廠的採訪中，總的講來是這樣一種態度：力求採訪深入，反映問題正確；在具體工作中要多和群眾商量、儘量採納對方意見；在照片表現上要反映本質、力求生動，方法可以靈活。
這種表述，任何挑理兒的人都難予以否認。這種工作態度幾乎可以上升為對整個新聞從業人員的要求，併成為工作準則。但，袁還是在最後一句話中給自己留了口子，那就是“方法可以靈活”。當然，在採訪一汽這種具體工作中，也不例外。
具體講來，照片大體是用兩種方法拍攝的，一種是現場抓的（不是偷著照的，因為拍照片以前要經過反覆的採訪過程，實際上並做不到這樣）；一種是經過提出意見互相商量後拍攝的。
如果只談後者，那麼毛病多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的：對生活不熟悉。對情況沒有摸清楚，而又操之過急，因而照片上表現的事物時有假象之感。當然，即便是抓的，也可以抓住假象的東西。
袁在這裡並不是在泛泛地談問題，所有的話語都針對來自三位同事的“舉報”。第一段陳述了自己的“表現方法”；第二段為自己的行為進行了辯解，併為提出問題的同事們設立了一個兩難命題：你說商量過的出了問題，抓的就不會出問題了嗎？ 。。
危機公關（2）
至於如何消滅“假象”呢？袁給自己和同事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想真正消滅“假象”，我認為不能單純從方法上著手，因為這是和我們長期的經驗積累、和記者的全部活動過程緊緊相連的。當然，也和記者思想作風、藝術上和技術上的修養有關，因而我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是記者成熟和提高的過程，是個艱苦的、長期的過程。
這既是全方位、高標準，又是相當長的時期內難以解決的問題。這似乎是個終級的目標，縱然奮鬥一生，恐怕也難以達到。
具體到上述三張照片，袁的回應有收有放，逐條進行了辯解。他也以當事者的身份，應對三位同事“從另一個角度”對其在一汽採訪進行的“檢查”，以“補充和說明”的方式給予了事實上的反駁。
檢查*的照片是補拍的，但是：
吉林分社同志們所提供材料中的兩個提法是不確切的：第一，兩個檢查工人都是車間負責人自己安排的，他們自己也講是互相幫助的，並不是為了增加畫面的美而從什麼地方叫來的。實際上一個人和兩個人並不決定畫面的美。至於兩個人是否絕對違反操作規程——尤其是在試製時期，是可以考慮的，這點我沒有檢查。第二，*都是車間加工的，只有些是蘇聯毛胚。
緊接著，袁便把問題落在了“表現方法”上：
問題在於應否補拍，我覺得為了使這一重大新聞報道好，在拍攝了主要場面之後，補拍些其他照片，在可能和合理的條件下是可以的。
關於“解放牌”汽車的照片，袁也認為，“在吉林分社同志的材料中有需要說明的地方”，“胥、雪二同志所寫的材料的提法是有問題的”：
首先這張照片不是為了提前報道出汽車而拍攝的，實際上我們並沒有提前報道出汽車的意圖，也沒有造成這樣的事實。
“我們”是誰？這裡出現了人稱置換，由“我”置換成集合名詞“我們”，是指總社整個一汽報道計劃的制定者嗎？抑或還要包括所有參與報道的文字與攝影記者呢？
袁再次強調了實際工作中遇到的問題：
問題在於，為了報道第一汽車廠建成，要拍一張總裝配線的照片，並且又要儘量爭取時間，是否應該改裝一輛解放牌車放在近前做近景。
袁坦誠地說，那張生活區假日的照片，“是一張矛盾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