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照片”。但他透露了另一個細節，那就是在報道後期，生活區的採訪本來是“分工給田建之同志的，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全部完成，只好由我和胥志成同志來做”。這樣說既給了田建之一個回應，又在某種意義上為自己做了開脫，那就是忙中容易出錯。至於幾個女工在草地上跳舞的那張照片，袁也承認“這和實際生活是有距離的”。但對這樣的照片，袁又認為“組織拍攝一些材料——在可能和合理的情況下是可以的，但這不是簡單的組織工作，而要縝密地考慮周到，要細緻和耐心地做好一切”。
雖然雙方的陳述都很詳盡，並都以當事人的身份出現，但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這只是接下來幾個月中“難解難分”爭論的開端，當然波及的範圍也更加廣泛，分社的許多人也加入到討論中來了。
袁的“危機公關”應答沒有促成這場風波很快結束，但在接下來的討論中，三張照片卻淡出了公眾的視野。
埋下了伏筆
1956年、1957兩年間，有關“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的爭論中，哪怕是最激烈的反對者，也大體認定應當允許“正確的組織加工方法”、“儘可能地不用或少用‘組織加工’”（蔣齊生語）。正是對“袁苓同志在第一汽車製造廠拍攝的三張圖片”使用“揭發”一詞的樹喤，對什麼是“正確的組織加工方法”做了界定。
那就是，在發現某些有意義的生活題材時，事前與主管部門、被拍攝物件聯絡好，求得他們在拍攝時的合作。事前不知道情況，在現場也可以與主管部門或被攝物件聯絡，爭取合作。對那些妨礙主題的東西可以避開，也可以人為去掉，目的是把真實的形象納入鏡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