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公眾是如何為攝影記者定位的呢？
1956年8月28日，讀者“化南同志”在一篇“不能濫用記者職權”的來信中，透過“與這個要求不相稱的一個不愉快的事情”，對“攝影記者”進行了描述，他的觀點說明了當時一般受眾對“攝影記者”角色的模糊定位：
作為一個攝影師、宣傳員，攝影記者的行為應該是謙遜、公正、為人表率的，這不僅是記者本身的任務決定的，也是人民群眾所要求的。
那麼，“攝影記者”到底是什麼樣的角色呢？“攝影師”的定位相當於蔣齊生所描述的“表面上的照相的”；“宣傳員”的定位相當於“上面”派下來、“下面”必須服從的幹部，也就是蔣所描述的“中央”、“北京”、“黨報”下來的人，他們“下來”是為了完成“政治任務”的。這種模糊定位，與來年形成的“新聞記者要堅決做好黨的喉舌”的鮮明主張形成對比。
對“攝影記者”作為“記者”的訴求，作為“新聞從業人員”的訴求，恰恰在許多場合、許多時候成了空白。而有關“組織加工”與“擺佈”的爭論，在許多時候，是非莫辨的局面源頭恰恰就在這裡。
業內、業外如此一致的定位，到底對“攝影記者”的工作產生過什麼樣的影響呢？“攝影記者”們又如何為自己的行為進行辯護呢？角色錯位，到底又生髮出哪些讓後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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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同事的揭發信
更為激烈的討論意外到來，源自三個同事的揭發信。
在1956年有關“組織加工”與“擺佈”問題的討論中，“揭發”一詞語氣最重，也最具評判意味，不只是道德評判，還包含更加嚴厲的、業務規範方面的責問。但，這個詞的使用在那一年的新聞業務討論中，僅是一個特例。
這三張圖片如從畫面推敲，是很不容易看出破綻的。但是經人揭發後，它的真實性就站不住腳了。
樹喤並不是當事人，事情也不是由他“揭發”的。他只是在一組由“袁苓同志在第一汽車製造廠拍攝的三張圖片”過去5個月以後，在一篇《雜談組織加工》的文章中使用了“揭發”這個詞。
1956年10月31日以前的一段時間裡，新華社吉林分社雪印、胥志成、田建之分別給北京總社寫來文章。雪印文章的標題是《是組織加工呢？還是擺佈？》，胥志成文章的標題是《第一汽車製造廠報道工作的一些體會》，田建之文章的標題是《與袁苓同志一起工作的一些收穫》。
上述三篇文章中都談到了袁苓這年6月份在第一汽車製造廠（以下簡稱“一汽”）採訪時拍攝的照片，及這些照片的拍攝過程。而這次採訪恰恰是由袁苓負責，分社的同事“只是向袁苓同志學習的”。
雪印稱：“因自己水平有限，所以提出下面幾個具體例子，供同志們研究。”
“第一汽車廠試製解放牌汽車”一圖，在拍攝時是把“解放牌”汽車的外殼罩在了蘇聯產的“吉斯”車上，這樣，外表看起來就像國產的“解放牌”汽車。胥志成證實了雪印的說法：
這張照片是我和袁苓同志一同組織的。事後，我覺得組織得過分了。不應該這樣組織加工。我們是為了走在試製汽車文字訊息的前面，卻在沒有試製“解放牌”汽車前把照片拍了（當時還沒試裝“解放牌”汽車，正在用蘇聯的總成裝吉斯車）。我們拍的是蘇聯吉斯車，把一輛吉斯車的水箱外罩和發動機外罩換上“解放牌”的拍了。
第二張照片的內容是“在發動機車間的*工部裡，檢查員鄭國秀和王鳳芝正在用空氣測量儀檢查發動機上的部件*”。
田建之敘述了“這張圖片的拍照經過就是這樣的”：
拍這張照片時我也在場，當時，檢查臺上沒有一個*，*早就檢查過了，為了拍照，重新讓他們把*擺在檢查臺上。十多個*只有兩三個是國產的，其餘都是蘇聯造的。為了不使蘇聯*上的俄文拍出來，袁苓同志把有俄文的一面轉到背面去。檢查，按規定是由一個檢查員進行工作（這個檢查臺是由鄭國秀負責）。為了使畫面生動一些，袁苓同志從另一個檢查臺叫來一個檢查員參加檢查。
表現汽車廠職工文娛生活的圖片，也是組織拍攝的。雪印記述了“同志們在會上談到的情況”：
在畫面上，走在馬路上的一批人是找來的，其中還有本社記者胥志成同志。胥志成同志對我說過好幾次，說袁苓同志拍職工生活圖片時，他已經做了好幾次導演。另外，還有一張也是反映職工文娛生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