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華僑捐給八路軍前方將士的救護車，是“毛主席的汽車”。至於毛澤東居住的楊家嶺、棗園戒備森嚴，明崗暗哨，非邀不得靠近，這更是公開的秘密。
1942年春，毛澤東派李卓然邀請塞克到其住處談話，被塞克拒絕，理由是“有拿槍站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澤東吩咐撤去崗哨，塞克才在鄧發的陪同下去見了毛澤東。
王實味和塞克等人，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自視清高的傲慢”，因而在整風運動中受到嚴厲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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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研究院”對於文化人的照顧
1938年5月5日（馬克思誕辰120週年）延安馬列學院成立，附設一個編譯室，主要從事馬列著作的譯述。王實味到延安之前，除文學創作外，曾翻譯出版過西方著作計100餘萬字。洛甫同志（張聞天）早已注意到王實味的英文水平和翻譯能力，在編譯室成立後就點名調王實味去工作。
1941年8月，馬列學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院長由當時中央###部長洛甫（張聞天）兼任，副院長范文瀾。內設九個研究室。35歲的王實味在中國文藝研究室任特別研究員。在此不足四年的時間裡，他共譯出200萬字的理論著作。
當時中央研究院成員112人中，知識分子出身的92人（佔82％），工農幹部20人；抗戰以後入黨的83人（佔74％），大多數屬於小資產階級文化人。
在院研究人員分為：特別研究員、研究員和研究生三等。特別研究員有范文瀾、艾思奇、王實味、陳伯達等，是“小廚幹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貼4圓半（當時毛澤東月津貼5圓、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月津貼4圓）。
研究生為20至30歲的青年88人（佔79％），是“大鍋飯粗布服”待遇，每月生活補貼1圓2角或2圓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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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制，組織，單位
供給制乃為“戰時共產主義”的生命線。
延安時期的中###員都是“職業革命家”，就是以革命為職業（工作）、靠革命吃飯的幹部。文化人和知識青年奔赴延安以後吃了革命的小米飯，就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從此參加了革命也就是參加了工作，被納入一個“單位”裡接受組織領導、思想改造。
後來幾十年間，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幹部們填寫履歷表時，非常重要的一個欄目乃是“何時何地參加革命”或“何時何地參加工作”的資歷，這是評定該幹部的“供給制”待遇的一個首要因素。
“單位”制度源於對革命隊伍的特殊管理體制，其中經濟生活的管理採用供給制。在革命隊伍裡，“組織”專指黨的組織，而“單位”就是以黨組織為核心的層層機構、具體部門。全體公職人員都在組織安排下的某個單位之中。黨、軍、政的機關和群眾團體、公營企事業，都是革命隊伍一元化組織的不同職能部分。
革命隊伍中的成員一律實行供給制，其範圍擴充套件到衣、食、住、行、學，以及生、老、病、死、傷、殘等各方面，依照個人職務和資歷，定出不同等級（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給標準。供給制確定了個人的經濟生活狀況，不僅物質生活、還有政治待遇都依賴於“公家”的分配。飯碗是組織給的，一切依靠組織；離開組織不僅沒有飯吃，還可能淪為反黨分子。供給制保證了鐵的紀律：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其經濟基礎就是供給制。
“三三制政府”準備實行“薪給制”
1942年艾青記載：很早就聽說，邊區政府部門將要適當採取“等級制度”，但現在尚末實行。即使將來實行了，也完全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為了統一戰線的需要。因為邊區政府是三三制的，各階層各黨派聯合的政權機構；在達機構裡，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的成份。
大家都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者們和八路軍的將領們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簡樸。他們一律穿布軍服，住窯洞，吃的是兩菜一湯，只在有客人來的時候添一點菜。每月只領取5圓零花錢作為生活補貼。而他們的工作的勤奮、日夜為中國人民謀解放的熱忱，更是令人欽佩。
但是對於統戰物件，進步民主人士、開明士紳，就得要實行在一定條件下加以優待的政策。讓一切參加政府工作的人拿薪金；是絕對應該的；不然的話，工作就無法推動。
這個意見，就是後來供給制和薪給制並存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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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