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最高的零用津貼也不過5圓），有時花幾分錢從街上買一大包花生共享，或者到城中心十字街頭的小吃攤上花5分錢來一碗醪糟雞蛋。至於到飯館請客是請不起的，往往逢到外面到延安的客人（例如戴愛蓮）來請，叫做“客請”。
1939年初卞之琳開始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一學期，後來進步到中級待遇；跟冼星海、蔡若虹等同事，在西山坡窯洞住過一陣子。冼星海是特殊的高階專家待遇，每月津貼零用5圓；他的愛人錢韻玲卻是中級待遇，每頓飯夫妻倆分開來吃。魯迅藝術學院學生每月津貼零用1圓2角。1939年8月中卞之琳離開延安，總共一年有餘。（以上據卞之琳先生與筆者的談話）
黎辛在《延安〈解放日報〉副刊部的負責人與編輯》一文中提到，1941年丁玲是副刊部的第一任主編，“待遇跟編委一樣，為中灶伙食。丁玲任主編時，編輯有劉雪葦（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的研究員），借調來三個月，中灶待遇。……1945年擔任編輯兼秘書的溫濟澤，一度負責召集例會，也仍然是大灶待遇”。特別研究員艾思奇“任副總編後，改為小灶待遇，即黨的高階幹部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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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花》提到的生活待遇問題
1942年3月王實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當時延安的供給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這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當時艾青作了說明：王實味說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樣的呢？ 所謂“衣分三色”，就是高幹的深藍色斜紋布、中級幹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層幹部的黑色土布之間的分別；並非什麼嗶嘰、華達呢和灰布之間的分別（艾青指出：我們也不只一次看見毛澤東兩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塊的、褪色的灰布衣服）。所謂“食分五等”，最高階的也不過四個菜一碗湯；大、中、小灶，而最差、也最普通的是小米飯加清水大鍋菜。
艾青為高幹辯護說：當時在延安，中共中央最高首長們的伙食，還不如大後方（重慶國民黨統治區）機關裡當官的來得講究呢！
延安學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兩餐小米飯（每週吃一兩次饃）菜是大鍋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學校（有時）還可以吃肉。王實味所說的“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是發生在某學校剛開辦的時候，由於天下雨不能馱米的緣故，曾一連吃了幾天稀粥。這是一種特殊情形下的偶然現象。
那麼，王實味對於什麼情況發牢騷呢？他“連毛澤東同志抽紙菸（太多）都在背後反對”、“指責領導人的門前掛著一串串臘腸”、“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級對上級感覺他們是異類”。艾青曾替王實味解釋：他的話也許偏激不妥，但他並不主張“平均主義”，更沒有反黨。只是要求“公平合理”罷了。
艾青又指出：延安的津貼是有微小的差別的，那等級就“1圓、2圓、3圓、4圓、5圓”五種。所有的工作人員，從最高的首長，到每個黨員的差別；就只有這五種。另外也有特殊優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術人員”。這也不屬於不合理呀！
真正使王實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產生疏離和異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著三色”為特徵的、與高幹地位相聯絡的“特殊化”。王實味十分懷戀1937…1938年那段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歲月，但他畢竟信奉馬克思主義，知道“共產主義不是平均主義”。於是王實味申明自己也屬於“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並不酸”，放言直諫決非為爭個人利益。他甚至對延安的等級差序制度表現出最善意的理解，認為“對那些健康上需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照顧”。只是處在當前“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許多人都失去最可寶貴的健康時期”，為了“產生真正鐵一般的團結，負責任更大的，倒一樣表現與下層同甘共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精神”。
延安的重要高幹家裡，都有組織分配的保護首長安全的警衛員、專門照顧首長子女的保姆、以及照顧首長生活起居的勤務員或公務員（負責為首長打洗臉水和洗腳水，在刷牙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長的勤務員也由警衛員兼任，另有“伙伕”、“馬伕”各一人。
在範圍不大的延安城，人們經常可以看到警衛員緊緊跟著首長及他們的家屬沿著延安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們不難看到首長來派人接愛人回家度週末的警衛員早已經守候在學校、機關的門口。甚至連孩子們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輛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