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的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這些從美國回來的大知識分子都有股子美國派頭，走上講臺，剛解釋幾個單詞就開始批評時弊，從鄉長罵到總長、從上士罵到上將，用中文罵了再用英文罵，罵夠以後，摔門就走了。
面對著同一個中國，到了教授的嘴裡就成了“江山如此多黑”，簡直一無是處。
這樣的教學方式當然不能符合軍方的要求，於是只好換人。可換來換去，留洋教授的脾氣都差不多，幾乎沒有哪個人能夠連續上滿三節課。搞到最後，軍官學員們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鐵打的教室，流水的先生”。
其實，大學教授們並非特意和軍人過不去，只不過因為這麼些年裡他們都是這樣抨擊時事的，已經罵習慣了，一時半會地剎不住車。
抗戰期間，雲南在政治上有三大特色：地方軍政、“民主堡壘”和學生運動。說起來，龍雲這個人對知識分子還是比較尊重的，只要不干涉“土皇帝”的執政方略，大學教授高談闊論、青年學生遊行示威，他都持以寬容和保護的態度。所以，昆明的各大中專院校也就逐漸養成了一個習慣，除了龍雲主席，對其他人統統可以亂罵。
雖然都是罵，但教授們各自的特點卻並不一樣。
一類是“正統派”，比如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查良釗、雷海宗之類，他們都具有國民黨的身份，有的還是中央委員或者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