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都是罵，但教授們各自的特點卻並不一樣。
一類是“正統派”，比如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查良釗、雷海宗之類，他們都具有國民黨的身份，有的還是中央委員或者監委，所以發言的時候經常批評延安，很少指責重慶：另一類則是“自由派”，逮誰罵誰，既罵共黨也罵老蔣，其中有錢端升、楊振聲、伍啟元、華羅庚和馮友蘭等等一大幫；專罵執政黨的“激進派人物”其實並不多，但號召力卻很大，他們主要是抗戰期間從香港回來的“民盟”威員，風頭最健的要屬李公樸和聞一多，每次演講都是人山人海，擠得會場內外水洩不通。
罵人不好，可話又說回來了，當時的政局也確實讓人心煩，不僅惹得秀才開罵，就連丘八們也在罵。
在昆明北校場，除了傘兵的“留美預備班”、還駐紮著另外一個訓練單位，名稱叫做“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一一順便說一句，有的文章把他們說成是“第二軍官總隊”，這不準確，真正的“軍政部第二軍官總隊”應該在四川合川一一“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屬於陸總昆明司令部，編練處長是何紹周、總隊長是盛家興，所以又被稱為“周興部隊”。
當時，社會上有個“五毒”的說法，即所謂“國大代、軍官總、青年從、新聞記、傷兵榮”。這“軍官總”指的就是軍官總隊的學員，他們的特色是經常打架鬧事，“不上前線打仗，專在後方打人”。
“軍官總”的成員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被撤銷編制的部隊的軍官，二是部隊整編時淘汰的軍官，再就是因個人原因不能隨原部隊移防的軍官，總之都是些”失業軍官”。
過去，**的慣例是“吃空額”，部隊計程車兵實數只有編制的一半。抗戰勝利後，政府整編軍隊，把以前的水分擠一擠，結果是當兵的不夠數、當官的卻有富餘，於是就把這些多餘的軍官集中起來，培訓一番，另行分配。
至於分配的方向，少部分人或許有可能進入軍警系統，而大部分人都必須回老家，參加“返鄉軍人會”，可問題是，“返鄉會”的薪水只有軍隊裡的一半，按當時的通貨膨脹水平，連自己吃飯都要餓肚子，就更別指望養家了。這個待遇使得失業軍官們十分不滿：“喪盡天良！打仗的時候讓我們賣命，發財的時候就不要我們了……於是乎，在北校場訓練基地，蔡遠飛他們每天都可以觀賞到“罵人表演”。
西南聯大的洋教授在教室裡拍桌子大罵：
“獨裁！**！”軍官隊的土丘八就在操場上又著腰跳腳：“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投八路！”教授們在屋內聲淚俱下：“民主無望，水深火熱。”失業軍官在外面揮舞拳頭：“活路走不通，去找**！”真是好玩極了。
不過，“軍官總”雖然能和讀書人罵成一堆，卻走不到一塊。
1945年11月25日，西南聯大的學生在校園裡開大會，邱清泉第5軍的政治部組織了一幫特務軍人去搗亂，用對夭嗚槍的手段驅散了聚會民眾。第二天，昆明各大中學校舉行罷課抗議，為了防止第5軍再來搞破壞，學生們關閉了校園大門，還組織了糾察隊。
西南聯大的新校區位於北校場以南，剛好處在訓練基地與昆明市區之間。12月1日上午，“第二編練處軍官總隊”的一夥人準備到昆明城裡去玩，經過聯大校門的時候，學生糾察隊以為這些軍官是來搗亂的特務，就趴在門楣頂上罵他們。
這還了得！“軍官總”原本就是一幫無所事事、無事生非的角色，成天正琢磨著到哪裡找岔打架呢，他罵別人還差不多，豈能讓別人稀裡糊塗地罵幾句。於是，雙方就打了起來。
剛開始，“軍官總”砸石頭、學生們丟磚頭，雙方勢均力敵。可打來打去，不知哪個混蛋二百五掏出幾顆手榴彈，一傢伙就扔到校園裡去了，結果當場炸死三個學生和一個教師，炸傷了十幾個一一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一二．一昆明血案”。
學生被殺，事情鬧大了。昆明城裡的校長和老師們全都站了出來，無論是正統派、自由派還是激進派，大家異口同聲：“還我學生，還我孩子！”
蔣委員長沒有辦法，只得命令昆明軍方限期破案。
第5軍主管軍訓的趙家鑲參謀長跑到北校場來追查兇手，“軍官總”又端槍又抬炸藥包，堵住大門瞎起鬨，差點沒把趙參謀長給綁架了。邱清泉沒辦法，只好找了兩個死刑犯冒充“軍官總”，還讓他們招供說是**給了經費什麼的……．．可知識分子也不是那麼好欺騙的。幾個搞法律的、搞心理學的教授隨便問一問，立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