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派等運動，可以說都有相似之處。這是為什麼？我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每錯一次，雖然作了改正，但沒有認真地總結教訓。如果認真總結土地革命時期肅反的錯誤，也可能不會出現搶救運動” 。
從反知識分子傾向到肅反擴大化之所以愈演愈烈，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其一，民主革命轉入以農村為主要陣地、以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以後，農民和士兵成為革命的主力軍。知識分子幹部是少數，他們對農村、土地革命和游擊戰爭都遠不如農民、士兵熟悉，因此處於劣勢地位。再加上知識分子長期生活於城市，有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接受新事物快。他們和農民在思維方式、思想感情、生活方式乃至衛生習慣上都有很大的差別，即使是“工農化”了的知識分子幹部，這種差別的存在也是明顯的。知識分子要和農民、士兵融為一體，取得他們的信任，是件長期而艱難的事。十年內戰期間，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犯錯誤，作為在第一線執行這些錯誤方針政策的知識分子幹部，自然成為群眾直接攻擊的目標，這也進一步增加了農民和士兵對知識分子的隔閡和不信任感。贛東北蘇區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有三個從上海來的搞文化工作的幹部，他們主張講衛生，在一起經常談論健康、洗腳、爬山之類的事，居然被誤認為是以“健康會”的名義進行改組派活動。
其二，由於某些領導人鼓吹的左傾理論與工農群眾中存在的狹隘情緒相結合，30年代前半期，家庭出身決定論即唯成份論曾在黨內盛行。“只要成分好，一生吃不了”，“成分好的不願參加革命甚至動搖的，一下子就提拔到領導崗位” ，而“一切從異己階級出身的分子都可能是AB團”，連方誌敏這樣知識分子出身的著名革命家也遭到懷疑：“方誌敏是富農，如何能當主席？” 。張國燾則更“左”，他把家庭出身不好與反革命劃等號，列為肅反的重點物件，並且提出：“入黨的條件起碼是工人、貧民” 。正是在這種左傾思想指導下，出身於非工農家庭或剝削階級家庭的知識分子幹部，往往被視為“混入”革命隊伍的異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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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識分子（3）
其三，革命根據地長期實行軍事共產主義體制，一方面有力地支援了曠日持久的革命戰爭，另一方面也帶來若干弊病。如缺乏健全的法律與制度，容易少數領導人說一不二，出現政策的隨意性；處理人與人的關係方面容易簡單粗暴；軍事行動的緊迫性，需要更多的強調“一切行動聽指揮”，對“民主”則往往忽視甚至否定的態度。而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常常強調“獨立思考”，反對盲從，嚮往民主，愛給領導提意見；欣賞“溫、良、恭、儉、讓”的“小資產階級情調”，不大讚成簡單粗暴的過火行為。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很容易被視為“革命運動”的對立面。如張國燾給鄂豫皖三名出身於知識分子的黨、政、軍領導幹部羅列的“罪狀”就有：“議論和批評張國燾搞‘個人獨裁’、‘軍閥投機’、‘家長制度’，乃是反對個人來掩飾其反革命”，“企圖以推翻黨的領導來間接推翻紅軍” 。
其四，30年代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領導人，一個重要特點是搞宗派主義。王明本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就是以積極參加錯誤的黨內鬥爭而嶄露頭角的，被正直的老革命家諷為“鬥爭幹部”。當了領導人以後，更是採取“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態度，處處排斥異己，以求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宗派主義者目的的自私性決定了它在組織上的狹隘性。他們不是以全黨的最高利益和人民的意志作為出發點，而是把是否符合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和意志，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以此確認敵、我、友。這樣，在黨內和革命隊伍內必然搞“以我劃線”，黨同伐異，對不贊成或反對他們的人，施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不少經過那段歷史的老幹部深為感慨地說：知識分子整知識分子更厲害啊！
奔赴延安的第三代革命知識分子（1）
1935年“一二、九”運動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前後，有一大批知識分子奔赴延安和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他們是第三代革命知識分子。
“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激起廣大愛國青年知識分子的抗日情緒。華北有一大批學生投筆從戎，奔向抗日戰爭最前線。如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共產黨員楊秀峰，率領一部分平、津、保定地區的流亡學生，組成一支抗日遊擊隊，轉戰太行山，後與八路軍一二九師分遣隊匯合，創立以太行山區為中心的根據地；共產黨員薄一波透過統一戰線關係，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