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外，死於吳大帥與孫傳芳將軍屠刀之下的還有好幾百人。在上海，學生參加了武裝起義，……有四百餘名學生被蔣介石槍殺” 。
記述之三：
作者寫道，“我關於中國農民的報道要從學生聯合會開始，這不是沒有道理的。是學生首先發動和組織了農民。然後，覺醒了的農民才開始管理自己的組織。但是，在我逗留武漢的整個期間，直到農會遭到鎮壓之前，農會幹部半數以上仍是學生” 。
我在這裡不厭其煩的引用一本外國人寫的書，是因為中國人歷來對知識分子有偏見，極少有書籍正面記載這些歷史情況，所記多為知識分子投身工農運動如何接受再教育，甚至如何右傾，如何站在工農運動對立面云云。
大革命時期青年知識分子的一個歷史特點是，許多人“投筆從戎”，積極參加軍事鬥爭。周恩來談到黃埔軍校第一期時說，“當時黃埔軍校有六百學生，大部分是我黨從各省秘密活動來的左傾青年” ，到1927年3月，學員已發展到二萬餘人，他們不僅成為北伐戰爭中衝鋒陷陣的骨幹，在大革命失敗以後，許多人成為中國共產黨發動的各地武裝起義和建立各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軍事領導人，據1987年11月3日《人民政協報》的一個材料統計，黃埔軍校畢業生中建國以後有元帥2名，大將3名，上將8名，中將9名。如：徐向前、林彪、陳賡、羅瑞卿、許光達、周士第、陳伯鈞、張宗遜、宋時輪、楊至誠、陳奇涵、郭天民、彭明治、閆揆要、郭化若、倪志亮、常乾坤、唐天際、王錚等，都是軍委總部和各個軍兵種、軍區的重要領導幹部。
大革命失敗以後，黨在總結經驗教訓時，由於對剛剛發生的歷史事件尚缺乏深刻的理解，把失敗的原因歸於領導人是知識分子，從上到下逐漸形成一種強烈的反知識分子傾向。1927年1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整個黨的領導做了錯誤的估計：“中國共產黨組織上的主要缺點……是本黨幹部非工人，甚至非貧農而是小資產階級知智識分子的代表”，並提出“徹底新造各級黨的指導機關”的口號 。1927年12月廣州起義的失敗，部分黨員和群眾把憤怒的情緒完全發洩到知識分子領導幹部頭上，新上任的廣東省委書記李立三說：“知識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後只有依靠工農幹部” 。參加廣州起義的主力軍教導團的幾百名知識分子幹部，撤到海陸豐根據地後，沒有受到信任，沒有當幹部使用，統統編到第四師當戰士，後來絕大部分在作戰中犧牲。
文人武化的第二代革命知識分子（2）
強烈的反知識分子氣氛，甚至影響到黨的全國代表大會。1928年6月召開的黨的“六大”上，一些知識分子代表在發言前不得不先要表示：“同志們：我照會場的規則，首先宣告我是知識分子” 。黨的“六大”明確提出“二化”方針：“黨部指導機關工人化”和“幹部的工人化”。“六大”75名代表中，工人有42人，當選的中央委員36人中，工人佔21人，中央政治局常委5名，工人佔3名，工人出身的向中發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六大”的做法，非但沒有加強黨的布林什維克化建設，反而使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嚴重削弱。從黨的各級領導班子看，一方面，既有理論又有一定實踐經驗的優秀的知識分子幹部受到排斥。另一方面，把工人當偶像，並沒有認真的加以教育和培養，選上來的工人幹部質量不高，政治上不強，領導能力弱，甚至有些人品質不好。據統計，參加“六大”的代表，後來有16名叛變革命，其中14名是工人 。
30年代前半期先由中央蘇區搞起，然後擴充套件到各個根據地的肅反擴大化，打擊的主要目標仍然是知識分子。僅以鄂豫皖蘇區為例，1931年8月開始的白雀園“大肅反”，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為重點，“近三個月的‘肅反’，肅掉了2500名以上的紅軍指戰員，十之六、七的團以上幹部被逮捕、殺害” ，連紅四方面軍軍長徐向前的妻子也未能倖免。他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心情沉重地說：“除總部保留了屈指可數的知識分子幹部外，軍以下幾乎是清一色的工農幹部。有些師團幹部，斗大的字識不了幾個，連作戰命令、書信也不會寫” ，即使如此，張國燾還在“肅反中將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列為重點物件，查祖宗三代，或關或殺或清洗” 。另一位知識分子出身的著名將領肖克，回顧這段歷史時痛心的說：“我黨經過多次肅反運動，如土地革命時期打AB團、改組派、第三黨、社會民主黨，抗日戰爭時期的搶救運動以及全國解放以後反右派擴大化，‘文化大革命’抓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