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世紀40—5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應運而生。他們孜孜以求的向西方尋找真理,為國富民強、振興中華奔走呼號;他們大膽著書立說,傳播真理和科學知識以喚起民眾;他們為剔除腐敗,推動社會改革,流血犧牲,在所不惜。這批知識分子和先前計程車大夫相比,有著明顯不同的特點:一是學習和研究學問的目的變了,不再象《儒林外史》中所描寫的那樣,為考取功名,終身圍繞著科舉場轉,而是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為民生。這就使知識分子相當程度的擺脫了“無病呻吟”的低迷狀態,增添了新的活力。二是知識結構起了變化,不再是隻通曉“四書五經”、“子曰詩云”,開始接觸西方的人文科學和先進的自然科學技術,從而眼界大為擴充套件,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三是職業結構變化了,不再只有“讀書為官”一條路,而是隨著教育、出版、新聞、科學技術、法律、實業等各種職業的興起,容納了更多的知識精英。這就相對減少了知識分子對統治階級的依附性,增強了獨立性和對社會的批判性。他們之中湧現出一大批叱吒風雲、彪炳史冊的人物,如林則徐、魏源、洪秀全、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陳熾、鄭觀應、李善蘭、康有為、嚴復、譚嗣同、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劉師培、王國維、蔡元培、陳獨秀、胡適、以及一大批自然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
長期以來,我們在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問題上,有些觀點值得重新研究,如把這批知識分子,階級定位為“資產階級這張皮上的毛”,歷史定位為追求西方文明的失敗者,社會定位為“秀才造反三十年不成”的“多餘的人”。特別是對他們留下的十分豐富而可貴的思想遺產,認真的研究和學習不夠。我認為,要正確的認識和評價中國近代知識分子,首先需要明確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究竟是什麼,即這一時期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史學界一直把反帝、反封建的階級鬥爭做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並以此做為衡量一切人物、事件和思想主張的座標。這一說法,近些年受到質疑。如有些學者指出:“中國近代史研究,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一直否認發展生產力、搞資本主義近代化是中國人民的根本任務之一,只把歷史看成階級鬥爭的歷史,只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來研究歷史,把一切反帝反封建鬥爭都加以充分肯定甚至有意地拔高,而對致力於發展生產力、搞資本主義近代化的某些人和事,則有意貶低甚至否定” 。他們提出兩種新的看法,一為“生產力主題”說,即:“只有努力發展生產力,使我們富強起來,才能解決近代中國的各種主要矛盾” 。一為“現代化主題”說,即:“近世中國,技術發展的趨向是從手工技術向機器技術變革;經濟發展的基本趨向是從農業為主向以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型;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向是從專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概括起來就是機器化、工業化和民主化。上述程序並沒有在1949年中止,至今仍在繼續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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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是什麼?(2)
與“階級鬥爭主題”說相比,“生產力主題”說和“現代化主題”說對中國近代史的看法,視野更加開闊了,認識也進一步深化,然而,後兩種說法雖然抓住了“現代化”這個主題,卻對中國實現現代化所要面對的歷史條件、社會環境,缺乏足夠的注意,特別是說:“富強起來,才能解決近代中國的各種主要矛盾”,有明顯的片面性,它把歷史的因果關係顛倒了,“富強”是有條件的,不解決各種阻礙富強的矛盾,如不喚起民眾的覺醒,不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和封建主義的桎梏,“富強”只能是夢想。舉個小例子,1905年,著名的工程師詹天佑修建京張鐵路,鐵軌鋪到清河鎮的廣宅墳院,受到皇親國戚的阻攔,說修路破壞了風水,必須改道,就這樣頂在那裡,使京張鐵路的修建拖了很長時間不能進展。
我認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應該是“現代化”。這是從早年的啟蒙思想家到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共識,不過認識的深淺有所區別。具體的說,“現代化”的內容,應該包含“工業化——民主化——中國化”這樣一個由淺入深的遞進過程。“工業化”是最早提出的振奮人心的目標;“民主化”,包括思想啟蒙和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是實現工業化的必要條件,也是對“工業化”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中國化”,則是對現代化認識的更高境界,即:現代化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是有中國特點的現代化。對於中國近代史前期(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的具體主題和發展脈絡,著名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