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也是發揚軍事民主。柯慶施唱得調子最高：“相信領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則是赤裸裸的矇昧主義。一時期，整個社會形成一種氣氛：“大樹特樹領袖的絕對權威”，“緊跟領袖就是方向，緊跟領袖就是勝利”。全黨只有一個頭腦在想問題，絕大多數人只是消極的服從和緊跟，扼殺了整個社會的活力和創造精神。一個人從兒童起，接受的教育就是：“聽話才是好孩子”。到了青年時期必須學做一切聽從領導安排的“螺絲釘”，當了幹部要處處與頂頭上司“保持一致”，一切“緊跟照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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矇昧主義何以一度氾濫成災（3）
在這樣一種氣氛下，知識分子的某些特點顯得格外不協調。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思想比較活躍，愛想問題，往往被視為“思想複雜”，“不好領導”；知識分子有較多的知識，“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眼界比較開闊，思維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習慣單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見，往往被領導視為“異類”；知識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個體特點，每個人的腦袋都是一座獨立的加工廠，習慣於發揮個人的獨立性、創造性，反映在個性上往往“特立獨行”，容易缺乏“集體主義”觀念，這一特點常常被誇大為“個人主義”、“精神貴族”；知識分子相對地說接觸書本知識多，對世俗社會缺乏深切的瞭解，在行為方式上往往“書生氣十足”、“認死理兒”，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的喊出：“從道不從君”、“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也”之類的瘋話，留給領導的印象：“十分狂妄”。知識分子的上述特點決定，碰到與領導有意見分歧，特別是重大問題的看法有分歧，往往容易被“上綱上線”，當成敵對分子。在有了以思想劃階級的理論以後，知識分子順理成章的被劃為資產階級，統統成為革命的物件，並被趕出上層建築的舞臺，於是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慘痛悲劇。
這裡，我想講一講“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問題。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並不一致，如有的認為，“‘一致’就是中央怎麼想，我就怎麼想；中央怎麼說，我就怎麼做”。有的一聽有不同意見，就上綱為與中央不保持一致。究竟應該怎樣理解與中央保持一致呢？我認為，政治上保持一致，就是堅決擁護和貫徹黨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和重大決策；思想上保持一致，就是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勇於創新的思想路線。至於在若干具體問題上，領導與被領導，中央與一般黨員，幹部與群眾，由於所處的地位、思想水平、瞭解情況等方面的差別，出現這樣那樣不同的認識是正常的，不值得大驚小怪，更不能隨便扣上“不一致”的帽子。
從認識論上說，全黨的認識狀況總是處於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過程中。問題在於，大的政治行動必須堅決貫徹中央的決議，全黨統一行動；努力使認識上的不一致，透過學習、討論，逐漸達到或接近一致。有些認識上的不一致，應當允許其在行動上不違反決議的條件下，保留意見，透過實踐去解決。我想，只有這樣認識“與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有助於創造一種更加民主的空氣，調動廣大黨員和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使全黨的凝聚力進一步提高，全黨的工作日臻完善。
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是什麼？（1）
“不管資產階級社會怎樣缺少英雄氣概，它的誕生卻是需要英
雄行為、自我犧牲、恐怖、內戰和民族戰鬥的。”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給現代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受資產階級的侷限。
相反地，成為時代特徵的冒險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動了這些人物。”
——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導言》
“不應該認為，所有民主派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小店主的崇拜者。
按照他們所受的教育和個人的地位來說，他們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
壤。”
——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19世紀中期，一些早期接觸西方文化，睜開眼看世界的中國知識分子，深感封建王朝統治下的整個社會死氣沉沉，渴望能有所作為。他們呼喚風雷，期待改革，嚮往著神州大地出現一派生機。晚清著名思想家、詩人龔自珍於1839年寫下的一首詩，充分表達了這一情緒：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