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的地下水，一米多深的地窩工棚便是我們先遣隊的住房。這種荒涼環境與生存條件嚇得我們當晚就全部逃跑了。
逃回朝邑，我和全家11口人被強行搬遷到了寧夏陶樂縣月牙湖大隊頭道敦。在那裡，我們一家苦苦煎熬了6個年頭，丟下了五條生命，1962年3月才返回陝西，被政府安置在合陽縣項村，暫時居住在該村群眾家裡。
當時，我的奶奶和叔父移民澄城縣，我們一家生活在合陽縣，我們總想住在一起，以便相互有個照應。於是，經我和叔父多次請求澄城和合陽兩縣的移民局，最後終於同意將我全家重新安插到澄城縣我叔父的村子。1963年5月，我們全家6人又從合陽縣項村第四次搬遷到了澄城縣馮原公社東仁卓村。
在東仁卓村生活了一年，因該村地處旱塬溝壑地區，土地脊薄，產量甚低，加之人多地少，故當地政府在1964年8月又決定將我家遷到本公社的藺家嶺村，一家六口人住在一孔小窯洞裡，一住就是10年。
隨著幾個孩子的年齡不斷增長，六口人在一孔小窯洞裡實在無法居住和生活，於是，1974年9月，我動用10年的積蓄在藺家嶺村外一里遠的地方自費建了兩孔一院的新窯洞。儘管這個新居因缺錢而長期沒有安裝大門，但這第六次搬遷，我們總算是有了屬於自己的家園。
1985年，中央批准移民返庫定居，當時我多想馬上返庫，但“自遷”、“自搬”、“自建”的安置政策使得我1989年11月才咬牙搬回我的老家大荔縣平民鄉平民村，用僅有的幾十元錢在農工那裡購買了一間簡易房棲身。
返到庫區，我家一貧如洗，國家對移民的補助款與扶持款我也沒有得到一點，只有靠著種地務農維持生計。1999年3月，我連借帶積攢，在負債累累的情況下才到政府規劃的村臺上蓋起了新房。一家人搬進新房時，我在心底默默地禱告：但願這第八次搬遷是我的最後一次搬遷……
處在庫區那樣的環境裡，不要再搬遷的願望似乎也是件太奢侈的事。現年68歲的華陰市華西鎮蔥灣村返庫移民史金明，原籍華陰縣焦鎮鄉良村。1956年，史金
明一家三口舉家遷往寧夏陶樂縣，哥哥葬身沙漠中後，史金明和母親逃回華陰，在老家過著黑戶生活，藏在庫區給別人看管西瓜或乾點農活，打工餬口，食宿無著。1986年，才返遷到了庫區安置村。全家人大幹苦幹十多年，終於建起了房子，可2003年，渭河一場大洪水，將其家產一掃而光，於是，他不得不開始新的搬遷和建設……
移民貧窮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渭南市移民局工會主席李萬明斷言：當地官員若不以開發等名義浪費那麼多移民經費，他們若能將中央和省裡的撥款都用於移民，他們若不侵吞或不讓數千名非移民進庫侵佔移民利益，他們若能將未安置移民餘下的那15萬畝土地的出租費都用於移民事業的發展或把土地交由移民經營，那麼，廣大移民的生活肯定要比現在好得多。
在後邊的一些章節裡，記者將講述李萬明談到的那些問題，看了那些問題，李萬明的說法有無道理，想必讀者自有評說。
28、回家無路
1986年那個悶熱的夏天，當政府宣佈可重返故里的移民名單時，很多移民都放棄了為返回家園而抗爭了二十多年才贏得的機會。
渭南市移民局工會主席李萬明告訴記者：當年移出庫區的28。7萬移民如今已繁衍到近50萬。但真正返回庫區的移民只有7。3萬多人。
從工會主席列舉的資料中，記者注意到，鬧返庫鬧得最厲害的那些縣返庫的人數卻最少：澄城縣歷來是移民鬧返庫的“重災區”，四個鬧返庫的移民“司令”中的苗福群、陳文山都出自澄城縣。可當中央《關於陝西省三門峽庫區移民安置問題的會議紀要》等返庫檔案傳達到澄城縣的移民中時，移民的反應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激動和強烈。老移民王來成說：初時非常激動，但一算搬家和回去後建房的費用，我知道自己無論如何也搬不起家了。
“搬不起家”的澄城縣移民只有一萬餘人返回庫區，一萬六千多庫區人將世世代代留在澄城。
大荔、華陰、潼關等縣返庫的人數也大打折扣。大荔遷出148087人，實際返庫51794人；華陰遷出71897人，實際返庫26450人；潼關遷出1694人，實際返庫950人。其餘各縣皆反應冷淡。
中央和省裡對這種奇怪的“冷淡”作過一次調研。結果很快出來了：不是移民們不想回家，而是當時政府對三門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