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剛18歲，和那個年代所有城市熱血青年一樣，在毛主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鍛鍊的號召下，滿懷豪情地決心紮根農村。剛初中畢業不久，就一身軍裝，胸戴紅花，在鑼鼓喧天，歡呼如潮的聲浪中，踏上了墾荒的征程。
火車將黃思英連同四團的一千多號“戰友”扔在了華山腳下，然後，汽車又將他們運向離西邊不遠的大荔縣許莊。從此，在那裡安營紮寨，一直“鍛鍊”到1985年的那場“農工返城”風波後才回到西安開始了艱難的第二次就業。
三門峽庫區按照部隊編制的生產建設兵團原屬蘭州軍區疆農建11師。師長王繼龍原是王震將軍手下“老虎團”的團長，人稱王老虎。個子不高，臉膛黑紅的“王老虎”從疆到渭南後，開始在西安、渭南等地大量招兵買馬，很快組成了農建14師。這個師共四個團，一團駐華陰灘，二團在沙灣，三團在朝邑，四團駐大荔。
黃思英說：“我們每個團都有12個連，我所在的五連120多人。我們到許莊時，那裡已沒有村莊的特徵了，原來的農民已經遷移，房屋被拆得七零八落，樹也被砍光。我們只好把帳棚搭在農民房屋的殘垣斷壁上。後來又用移民留下的舊磚頭、舊門窗框搭建新屋，從黃河灘割來蘆葦蓋到房頂。晚上，睡在自己修建的屋子，聽門外狐叫狼嚎，白天在黃河灘放火燒荒，讓拖拉機復耕撂荒的土地。雖然辛苦，有時甚至十分害怕，但那時年輕，還覺得這種生活浪漫、刺激，咬咬牙也就過去了。”
到了1965年，庫區撂荒的土地大部分被複耕時，土地原來的主人回來了。移民和農工對土地的爭奪從此此消彼漲，日益嚴重。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移民對農場的土地和糧食的搶奪達到了白熱化狀態，使庫區刀光劍影、充滿血腥，有時，雙方間的拉鋸戰形成了“天天有小打，一月一大打”的局面。黃思英至今還記得：“每次打架，都是男知青手持刀棍在前拼打，我們女知青搞後勤，給前線的戰鬥人員送飯送水，為傷員包紮……”
1984年5月下旬，農工趁著夜色點燃了朝邑灘移民的十多個庵棚，惹怒了返庫的移民，四百多人組成的敢死隊在庫區橫衝直撞，東拼西殺，所到之處無不所向披靡，打得沿途農工狼狽逃竄。此戰不僅令農工談移民色變，還導致大片土地丟失。到了1985年前後，朝邑灘的南灘區、北灘區近五千畝土地已落移民之手，華陰灘、沙灣灘的數千畝土地也被移民強耕。奇怪的是，為爭土地而爆發的那些驚心動魄的打鬥卻漸漸停息下來，勢不兩立的土地爭奪者暗中握手言和，“聯合一致”。
如今，移民和農工“休戰”的原因和過程已湮沒在漫漫時光裡，有據可查的只有這樣的事實：從西安到庫區的知青多數人1968年以後陸續結婚，相當一部分人娶的是農村媳婦，裡面有不少人娶了移民的女兒，這部分知青沒能回西安或渭南，如今仍生活在三門峽庫區，成了那個時代稀有的“遺物”而存在於庫區。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劉懷榮等“司令”就瞄上了這批“遺物”。提出：農工是被哄騙到庫區的，要利用移民女婿的關係，與農工交朋友，避免與其發生衝突，爭取成為同盟，和平共處。
對失地移民的同情和著親情血緣關係的滲入，移民和農工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鄉政府的幹部們終於發現：“農場職工和移民穿一條褲子，”
庫區的關係還不只是親情的融合，在對土地長期爭奪的那些打鬥中，也形成了不少“不打不相識”的“冤家朋友”。移民侯正亮和農工顧石強在一次搶收搶割的械鬥中狹路相逢，當同夥揮起的木棒眼看就要砸向顧石強的腦袋時，侯正亮撲上前推開了揮拳相向的“敵人”顧石強，自己的後背卻重重地捱了一棒。顧石強記住了侯正亮的救命之恩。那次械鬥後，兩個不同陣營的年輕人成了朋友。
兩個人的私人關係慢慢在移民和農工中擴散——雙方的年輕人經常聚在一起一邊就著花生喝酒，一邊聊天溝通。移民告訴農工：你們這些城裡人放著城市舒坦的日子不過，跑到農村種甚地？你們哪是種地的料？難道你們還沒有吃夠種地的苦？即使你們願意在這裡種地，難道你們還想你們的子孫也都臉朝黃土背天？世世代代都當“地球修理工”？
這樣的問題勾起了農工們的心事。這批六十年代的熱血青年已在二十多年“戰天鬥地”的風吹雨打中熬盡了昔日的狂熱和天真，開始魂牽夢繞那座生養他們的古都。
然而，農工的身份已堵死了他們的回城之路。在與移民的溝通中，農工們看到了一絲希望：移民只要求收回土地，如果農場把土地歸還給移民，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