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這樣的世界，真如一個老僧在月下回寺院。看到山川月色，就如陶淵明看待東籬下的*。是啊，世俗在周作人的筆下竟孵化出如此的審美格調。這樣細微的身心觸覺，是甜美，是微醺，也是周作人最得意的人生瞬間。
但生活有時是開玩笑的，有時讓你詩意不起來。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人佔領了北平，以前每遇時局動盪，風吹草動，羽太信子等人就叫傭人把八道灣住宅大門上掛的“周宅”摘下，換上“羽太寓”的牌子，還掛上日本旗，表示這是日本人的住宅。還在日本人佔領北平前，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把她的父母羽太石之助夫婦從日本接到北平八道灣周宅來了。魯迅得知這些情況後說了一句：“現在八道灣只有老二一箇中國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魯迅一個“昏”字是很好的周作人人生的註腳。周作人的昏，表現在不論是非。早在抗戰前夕，周作人就寫過《岳飛與秦檜》、《關於英雄崇拜》兩篇文章，在南宋和金朝的戰爭問題上否定岳飛主戰為忠，同時也否定秦檜主和為奸，公然為秦檜的投敵賣國翻案。在《瓜豆集。再談油炸鬼》中，他又說：“秦檜主和”還能“保得半壁江山”，“不是他的大罪”，甚至還說：“和比戰難，戰敗仍不失為民族英雄（古時自己要犧牲性命，現在還有地方可逃），和成則是萬世罪人，故主和實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見與道德的毅力也。”他在《苦茶隨筆》中還對文天祥的殉國進行了嘲諷： 。。
前世出家今在家（3）
“文天祥等人惟一好處是有氣節，國亡了肯死。這是一件很可佩服的事，我們對於他應當表欽敬，但是這個我們不必去學他，也不能算我們的模範。第一，要學他必須國先亡了，否則怎麼死得像呢？我們要有氣節，須得平時使用才好，若是必以亡國時為期，那犧牲太大了。第二，這種死，於國家社會倒無益處，我們的目的在於儲存國家，不做這個工作而等候國亡了去死，就是死了文天祥也何補於事呢？我不希望中國再出文天祥第二……”忠奸黑白在周作人這裡好像是無所謂的鞋子，可以穿，可以拋擲，只是為了文字的風雅，自己生活的優雅，一切民族倫理都可以是腦後的東西，藝術好像與政治無關，真的嗎？記得林賢治在寫斯蒂芬。茨威格與理查德。施特勞斯說：“生在政治社會里而宣告脫離政治，倘若不是天真無知，便是自欺欺人。”
奧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和德國作曲家理查德。施特勞斯兩人，都是大藝術家，一文一曲，都為人類的藝術星空增添了屬於自己的燦爛的一抹。猶太人身份的茨威格和他的著作使他遭到納粹的*，最後逃亡至巴西跳水自殺。然而他曾經的合作伙伴施特勞斯在納粹狂熱的歲月裡過得體面而安適，曾出任帝國音樂局總監一職，而這一職位是希特勒特別指示賜予的。一九三六年，他為柏林舉辦的奧運會創作《奧林匹克頌歌》，一九三八年又創作了歌劇《和平日》，獲得最高元首的嘉獎。最為藝術界不齒的是，在義大利指揮家托斯卡尼尼為抗議納粹的反猶行動，公開拒赴德國音樂節時，他接替了這個空缺的位置。為此，托斯卡尼尼驕傲地說：“在作曲家施特勞斯面前，我要脫帽；在作為一個人的施特勞斯面前，我得重新把帽子戴上。”
茨威格與施特勞斯曾共同完成了歌劇《沉默的女人》，一臺詞文字，一音樂譜曲。他們兩個有一點是共通的：對藝術的忠實。施特勞斯既是大藝術家，同時也是小市民；作為藝術家，既是世界主義者，同時也是民族主義者。一戰期間，他在日記中寫道：“戰爭，勝利！德國萬歲！他們不可能讓我們退卻！”在《沒有影子的女人》的縮編譜裡，他一樣寫道：“我們偉大的德意志祖國萬歲！”也許，他對納粹的政策未必全部認同，但是這種德意志式的偏執的“愛國主義”與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不無相通之處。他的許多迎合納粹當局的行為，也可能出於世俗的動機。因為除了獲取榮耀，對他來說，還存在著一個如何獲得當局“全方位的保護”以擺脫危險的問題。他的兒媳以及先後幾個合作者都是猶太人。對於專制統治，他也表達自己的不滿：“可悲呵！像我這樣檔次的藝術家也得向部長小兒請示什麼可以譜曲，什麼可以演出。我也屬於僕人和侍者的國家。”他還有過地下寫作的打算，多次動員茨威格秘密合作，說：“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我現在沒有創作什麼，我沒有臺詞文字。’幾年後，當這些作品都完成後，這世界也許是另一副模樣了。”然而，未來是一個畫餅。施特勞斯既要嘗現世的甜頭，就不能不割捨堅持真理的任何可能性，以致隨時隨地利用政治。利用政治